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我本来以为在与帕姆见面之后回到家里，我会蜷缩在被子里直到韦尔斯下班回来。可是我并没有感到悲伤，反而觉得很轻松，几乎可以说是愉悦。我生命中的一个大谜团终于被解开了。我们是勒达的女儿，我们悼念了那个给了我们生命的女人。
保拉：现在我知道勒达已经过世了。我再也不用揣测着年龄和她相仿的女人是否会是我的亲生母亲。我想起自己9岁时的情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埃利塞失去了她的养母，也不知道我们的生母也刚刚去世。勒达死的时候会不会想着我们？在她去世的那一年，1978年，我的脑海里根本没有她。那一年，我读四年级，是老师的宠儿。我情窦初开，喜欢上了大卫·爱泼斯坦，我爱跳绳，和家人一起去波多黎各度假。
当我抱怨生母带给我与生俱来的粉刺和肥腿时，她已经离开了我。当我写文章，说自己不想找到她时，她已在人间消失。当我结婚的时候，她已故去多时。从小时候起，每次过生日我总在想她是不是正在想我呢。现在我知道了，她很早就已经离开了我。
“我的妈妈死了。”我反复说着这句话，可是话到嘴边却觉得苦涩。我的妈妈还健在，她在希尔顿海德活得好好的。
我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悼念着一个素不相识，而且从来都不想认识的亡者。
我把勒达的事情告诉了父亲，他听后对我说：“你和埃利塞为此做了这么多努力，我为你们骄傲。我很伤心，你们的生母在生前过得如此艰辛。”
我的父母肯定也松了口气，因为我再不必找寻亲生母亲了。他们再也不需要和我的亲生母亲尴尬地见面。他们也不需要邀请勒达参与家里的一些事务了。他们现在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父母。
曾经，我把自己描绘成“作为收养宣传的招贴女郎”。可是今后我再也不会这么说了。毫无疑问，我像那些亲生子女爱父母一样深爱着我的养父母。我相信他们也视我如己出。但是无法否认，尽管我们相处融洽，但我们的和谐生活是以别人的失去为代价的。我的父母一定会为自己没有亲生子女而哀伤，就如同勒达一样，她为不能亲手带大自己的孩子而痛苦。尽管我多年来一直否认，但被抛弃并由他人收养这一事实却影响了我的个性发展，其影响之大不容否认。
埃利塞：我和保拉都不知该如何称呼勒达。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小心翼翼地在“母亲”前加上修饰词“生物学上的”或“生理上的”。当我读到安·菲斯勒《离去的女孩》一书时,书中那位亲生母亲的观点引起了我的关注。
菲斯勒是一个养女。她找到了亲生母亲，却等了14年才与她联系上。在写书的过程中，她搜集了自二战结束到1973年洛伊·维德判决堕胎合法的30年间，100位收养子女的亲生母亲的故事。随着收养孩子越来越普及，对健康婴儿的需求量也相应提高。非婚家庭领养的数量从1937年的8000例发展到1965年的7万例。与此同时，社会舆论依然不能接受非婚育子。为了给这些孩子找到所谓更好的父母亲，收养机构往往逼着未婚妈妈放弃孩子的抚养权，却对领养家庭谎称这些孩子是弃婴。
读到那个时期亲生母亲的讲述，我的心很痛。正是那样一个不宽容的社会迫使了多少年轻的未婚妈妈失去了孩子。很多女人至今都无法走出失去孩子的痛苦，这种痛苦将伴随她们一生。虽然勒达生我们的时候不像她们那样年幼无知，放弃我们也是因为无力抚养而非社会偏见，但是从那些年轻未婚母亲的遭遇中我仍然能看到她的影子。
对于这些女人而言，“生物学上的母亲”这种表达似乎只把她们当成生育工具。如果可以换一种称呼，她们会更希望被称为“自然母亲”。虽然我把琳恩视为我的自然母亲，我仍希望能有一个更恰当的词来形容我和勒达的关系。我突然意识到：准确地说，勒达是我们的母亲而不是我的母亲。
既然帕姆告诉我们勒达就是我们的生母，那么5月份挂掉我电话的那个律师就一定是我们的亲舅舅了。我们猜想大卫·维特并不急于再次听到我们的消息，于是保拉和我决定写信向他解释我们的情况，希望他明白我们并不想打扰他和他的家庭。为了不让他误会我们是看中他的财产，我们在信中告诉他，根据纽约州的法律，我们不享有亲生父母家庭财产的继承权。我们要告诉维特先生，我们已经知道勒达患有精神疾病，而且过早去世。他不必担心我们会为此烦恼。
我们在信中写道：“我们唯一想知道的是关于勒达的事情，想得到她的照片。作为回报，我们让你知道你妹妹的孩子们现在都过得很好，这会给你带来一丝慰藉的。”
我们在信里附上了各自的简历，通过简历他能知道我们没有精神问题，我们是正常的社会成员。我们讲述了各自取得的成就，希望维特先生能明白我们生活稳定、幸福。这样，他才可能有兴趣在妹妹的孩子们出生37年之后见见她们。
保拉：两星期后，我们还是没有等到维特先生的回复。我和埃利塞再也坐不住了。埃利塞乘车赶到我家。我们呆在杰茜的房间里，决定打电话给他。电话通了，是一个女人接的，应该是维特太太，她听出我们的来意就放下了电话。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挂了电话，但我还是等着。
几分钟后，维特先生不情愿地朝着话筒咕哝道：“请不要再往这里打电话了，谢谢！”
我和埃利塞震惊地摇了摇头，我们十分尴尬。无疑，让他回忆过去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可是他有必要对我们这么生硬吗？
“我们是什么？跟踪者？”我揶揄道。大卫拒绝见我们，这刺痛了我。就在不久之前，我扮演的是那个不想被亲人找到的角色。而现在我却扮演了一个闯入他人生活的角色。可能是他还不知道，我们并不要他担当做舅舅的责任。我们只想从他那里得到只有他才能提供的有关勒达的信息。
“今天可不是个戒烟的好日子！”埃利塞说道。她的口气就像是要一次戒毒成功的瘾君子。
“你还会这么说的！”
埃利塞：我们已不能指望大卫·维特回答我们的问题，我急切地想找到能回答我们问题的人。我到处奔波走访，发电子邮件查询，定期在搜索引擎里打入勒达的名字。终于有一天，在著名的布朗克斯科学高中的一个链接下出现了她的名字。那是1957年毕业的一个班级正在组织他们的第50次同学聚会。勒达·维特的名字出现在“纪念专栏”。
也许勒达的同学中有人可以和我们分享关于勒达的回忆。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开口而不再节外生枝呢？我们当然不想将勒达当初怀孕的具体情况告诉她的同学。往最糟糕的方面想，我充其量只是逛到纽约布朗克斯区，从布朗克斯图书馆找到当年的年鉴。与此同时，我和保拉给这次同学聚会的组织者发了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提及我们在寻找有关家庭成员的资料。
终于，勒达以前一个叫玛莎的同学很快回信，我激动得要命。她回信说她和勒达经常在去布朗克斯科学高中的路上，在百老汇公交车上相遇。我对任何关于勒达的情况都欣喜不已，哪怕是点点滴滴的信息。我们终于能够了解勒达的一些生活片断了。
玛莎回忆了“发生在意大利的那次重大事故”。勒达在事故中受了重伤。“她开玩笑地谈起自己躺在医院里，上面挂着十字架，而自己对基督教却有负面的想法。” 听到这个趣事，我对勒达产生了一种看法，即她同保拉和我一样显然都擅长黑色幽默。
玛莎告诉我们的新情况使得我们能够将勒达的过去生活连成一条时间线。1955年，勒达15岁时访问意大利。我和保拉在15岁时也到过意大利，可是当时却不知道我们在步她的后尘。1957年勒达中学毕业，读了一年大学之后辍学，两年之后她被第一次送入了精神病院，那年她20岁。8年以后，她生下了并抛弃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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