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读到亚若所下的结论时，我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之中。该结论指出所有婴儿如果在6个月大的时候就与母亲分离，他们就会心神不安。我早在9个月大的时候就离开了母亲，我为自己曾是一个弃婴而悲伤不已。
然而，亚若的理论让我想起最近收到的一封信，那是斯彭思蔡平服务公司罗妮·戴蒙德寄来的信，信中记录了我被收养的全过程。根据有关记录，我在与寄养母亲分离时，曾有点焦躁不安。这不足为奇，因为寄养母亲曾是我唯一的母亲。这封信也证实了我很快对新哥哥杰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身上我肯定找到了双胞胎姐姐的替身。
由于伯纳德在亚若1965年发表的文章页边空白处做了“养育”的注释，并且在“关键的分离时期”下面画线，我开始怀疑伯纳德不仅仅打算利用双胞胎来探寻精神疾病的病因，而且也试图研究母子分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更令人不安的是，伯纳德也可能试图在寄养家庭限制孩子社会和感觉的刺激，以达到测定婴幼儿时期感情投入的重要性。一想到保拉和我之中的一个或我们两个在寄养家庭都可能无人关爱，我们就不寒而栗。而且，当我把寄养家庭想象成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室时，我不禁疑虑重重。
在亚若的文章发表之前，路易斯·威斯公司已讨论了如何对待早期收养儿童的问题。1964年的一次员工会议上，全体员工达成了共识，认为应该尽快把婴儿安置在精心挑选的家庭中。但不包括一些存在问题的情况，如精神病父母的孩子和混血儿童等。然而，如果他们怀疑保拉和我的问题行为是我们生母的精神疾病所造成的，为什么只有我被排除在外？
伯纳德在亚若文章的空白处用黑色墨水潦草地写了一些注释。我分析了这些注释，意识到路易斯·威斯公司很可能想了解母亲与孩子如何相互适应。此外，亚若提到对不同母亲抚养的双胞胎进行研究的诱人前景。路易斯·威斯公司自1952年开始就与纽伯在这个双胞胎研究项目上进行合作，肯定考虑过有关将孩子分开抚养这一做法的研究。而纽伯也对天赋相同的人们如何影响周围环境感兴趣。
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60年代的心理学文献都提出一种假设，即孩子塑造父母，而不是父母塑造孩子。我和保拉生理特征相似，家人对我们的印象可能也会因此而相似。我们性格都很随和，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看法接近。
或许这项研究旨在确定家长不同的教育方法对孩子性格塑造的影响。因为母亲的过世，我们的家庭结构改变了，但是在保拉和我被收养时，我们养父母家庭的结构也非常近似。我突然想到埃米和贝斯的故事。她们的爱好反复无常，她们母亲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法。我不清楚路易斯·威斯公司是否会认为我们两人的母亲中，一个母亲纵容而另一个严格。
保拉和我有很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因此决定去查阅耶鲁大学的文献资料，拜访纽伯博士。每次我们和他通电话时，他都让我们下个礼拜再打来。他是不是想无限期推迟和我们见面，或者要慢慢消磨我们的决心？
保拉：8月末的一天早晨，我心情轻松，漫步在风景公园。我随着乔治·克林顿的音乐轻快地跳跃着，这时手机响了。
“我们收到了你发来的传真。”一位年轻女士说道，她自称是犹太家庭及儿童服务理事会的代表，该理事会是耶鲁大学双胞胎研究文献的监管单位。最近我们向该理事会提出请求，但没有以杰尔姆·费尼格的名义。“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帮助你们。我们会仔细查阅，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想要的资料，不管那资料是什么。”
我把我能想到的表示感谢的词语都用上了。
“一旦我们得出正式结论，你们就能收到我们的法律咨询委员会寄来的通知。”这位女士说道。
所有这一切都要感谢了不起的、能干的杰尔姆·费尼格，他似乎重新打开了我们以前眼睁睁看着被关上的门。
我绕着公园疾步行走，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我拨通了埃利塞的电话，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我们总算进入耶鲁大学档案馆了!”
“太好了！这一次来得太快了。我们星期一就可以到纽约公立图书馆里找到我们生母的名字了！”埃利塞说道。
第十六章
保拉：我并不迷信，但我总在艾弗上班前虔诚地亲吻他，生怕万一不幸降临，我再也见不到他。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从不把当天的意见不和留到明天。但在这个特殊的早上，艾弗一门心思都扑在他自己导演的独立影片的发行谈判上，这次谈判马上要进行。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他说声再见，他就急急忙忙地冲出房门。
不过，我还是打手机让他回来，尽管我知道这样做会让他迟到。毫无疑问，他急急忙忙地又折了回来。
“什么事？”他问我。
“我知道到图书馆去对我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次却非同一般。”我说着说着，泪水流了出来。自从接到那个决定命运的电话已过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埃利塞和我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寻找我们的生母。
艾弗紧紧地搂住了我。
“今晚我再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能知道她的名字了。”我说。
我和埃利塞一心想完成未来的使命，登上了位于第5大道的纽约公共图书馆中市区分馆破旧的台阶。两头狮子雕像威武地护卫着伯克斯艺术大楼。这里收藏着我们身世的秘密。
我父亲大半生都在林肯大楼工作，那里与这家图书馆隔街相望。我曾去过无数次看望父亲。我曾经与自己的“真实”姓名擦肩而过，却从来没有想到去获取这个姓名。试想一下，这是多么滑稽的一件事。
当我和埃利塞穿过那道气势恢弘的拱门进入家谱阅览室的时候，彼此都意味深长地瞥了对方一眼，好像在说：“我们到了！”我们要求管理员让我们看那两本囊括纽约1968年所有出生记录的特大型图书，他会意地看着我们。这本由纽约市卫生处编纂的档案按字母顺序排列，共分为两册。对于许多已经知道自己姓氏的人，他们只需索要包含他们姓氏的那本即可。而我们却要盲目地寻找关于我们自己现在身份的资料。
埃利塞：我们抬起这两本又大又重的书，一人一本开始分工查找。保拉从A查到K，而我则从L查到最后。在这本官方书籍里，有一处涉及一对双胞胎女婴的情况，她们10月9日出生于斯塔滕岛的里士满县。
保拉和我用不同的方法查找。我从县区一栏开始，查找里士满的“R”，保拉则从出生日期那一栏寻找和我们出生的10月份对应的“10”。如果我们能找到出生地点和日期都吻合的一对婴儿，而不是一个婴儿，就只剩下最后一步，那就是将她们出生证的号码和我们的收养证的号码核对一下。只有那样，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出生时的姓名。
我思考着这些字母和数字，希望能从中找到微妙的组合。然而，许多条目都没有名字，而只是在“女孩”或“男孩”旁边列出了姓氏。我暗暗祈望我们能找到自己原来的名字，祈望我将有一个好听的本名，诸如伊莎贝拉、伊内兹等。
5小时过去了，我尽力憋着不上洗手间。即使我很想到洗手间，我并没有起身，生怕在我离开的那会儿工夫，保拉会抢先找到我们出生时的姓名。我们应当一同找到我们出生时的姓名，这相当重要。我一整天盯着很小的印刷字体，两眼发干，眼皮也直跳。我们该走了，可保拉还是不停地往下浏览。从她的韧劲来看，她很可能会在我不再寻找之后找到我们原来的姓名。
我们感觉我们之间好像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较量，看看谁将率先找到我们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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