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我的工作就是写诗”
作者：［俄罗斯］尼古拉·亚基姆丘克 作 万海松 译
您看，要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马佐写道（莱纳大怒了），当作家们为释放布罗茨基而进行斗争时，就这样互相拜访，写信，如丘科夫斯基和其他所有的人。而事实上，是我们，是第12纠察队释放了布罗茨基。请看，这是我们1965 年6月12日给市检察人员的一份申请书。这是我们在提出提前释放他的问题。有点迟了？不迟，正是时候。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希望布罗茨基能改过自新。顺便告诉您，在那份申请书里我们还要求“检查跟虚假的速记稿得以散播相关的材料”。而且现在我断定：维格多罗娃的速记稿是假的。我把一切都录音了。现在我这儿没有——春天的时候我把它……寄给最高苏维埃的葛罗米柯５８了。这是关于收悉的通知书。所以会弄明白的！现在有人认为我是诗人的迫害者，那我请您看证明文件——捷尔任斯基区检察院1963年5月20日致苏联作协社会法院的报告。这跟莱纳有何关系？这就是那份报告——《关于将逃避社会有益劳动的公民约·亚·布罗茨基驱逐出列宁格勒的报告》。要知道，在这里结论写得清清楚楚：“鉴于布罗茨基的行为有反苏性质，将其流放至特别流放地。”给您看看列宁格勒共青团纠察队主任格·伊万诺夫给我的公函，要求“准备好材料并对布罗茨基进行社会审判”。这一文件所注明的日期是1963年10月23日。这是普罗科菲耶夫任主席的作协书记处的会议记录。第一份是：宣读捷尔任斯基区检察院的决议。第二份是：我，莱纳，给布罗茨基作鉴定。第三份是：我，莱纳，要求指派四至六名作家参加审判。决定是：同意检察院的意见，同意指派等等。就是这样的。而现在所有人都想把这归咎于莱纳了。
我不知道，布罗茨基在大洋彼岸都写了些什么，反正这些都已经弄清楚了。而那时……要知道那时他连一门外语都不懂！怎么能够进行翻译？！要我说，就是……他付钱给别人……别人帮他翻译……钱从哪里来？他可有的是钱——哦，可有钱了！有一次，在审判前不久，布罗茨基给了我……两万块，只不过我回绝了。本来应该把他抓起来，然后送到检察院去。我饶恕了他，我可怜这个小孩子。我在他身上花了许多精力，常常教育他。据说，现在大家想把这种败类归罪到我的头上。总的说来，我们对他一直很客气，而他却经常叫我们滚开。甚至在法庭上他都再三重复他最喜欢说的那句话：我真想朝你们吐唾沫！速记稿中没有这句话吗？难怪我一直说它是假的！很多人都确认它是真的吗？律师和其他一些当事人？没关系，好在我有录音带，我会把有些人给搬出来的！
在我和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谈话的时候，他接了好几次电话。每次放下话筒，莱纳都告诉我：这个电话是编辑部打来的，副主编的电话，或者，这个将军打搅了我。这一切全都有点装腔作势地做戏的味道。
在莱纳的文件夹里我发现了一些罕见的照片：诗人身边的某个人记录下了审判诗人的过程。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将这些照片给我翻拍。他的条件是，如果我发表这些照片的话，务必注明：照片由雅·莱纳拍摄。唉，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我不能满足您的要求。每一张照片中都记录下了您的面目，您怎么可能自己拍自己呢！不过还是谢谢您的照片了。
辞别时雅·米·告诉我说，莫斯科现在要“出”他的书。总之，是他本人想写下关于布罗茨基的真实情况。而且他一定会写下来的——将回答竭力为他抹黑的所有人。我们就此告别。挂着“小区战争与劳动老战士委员会主席雅·莱纳”这块牌子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莱纳曾告诉我，连审判员萨韦利耶娃都还活着，但我将这段日子全都花在找她上面却仍是一无所获。后来，他答应安排和萨韦利耶娃的见面，不久前他刚说服了她的妹妹……
不过第二天在电话里磨了整整一天以后，我自己才好不容易弄清她的妹妹是谁。一周以后我终于听到了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声音。她拒绝会面，只在电话里谈。现在已经退休的萨韦利耶娃首先声明，过程是绝对合法的。没有人给她和法院施压。案卷里有文件能证明布罗茨基不能靠定期所挣的钱为生。在“国家矿井设计院”纠察队里有拘留记录。她认为，这次审判对他是有利的，特别有利于他在诗歌方面的发展。现在他甚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荣誉还是属于他的！
我也同样“有利地”和从1963年到1982年领导了列宁格勒检察院的谢·叶·索洛维约夫谈过话。他让我相信，他记不起布罗茨基案件了，甚至从来也没见这种姓氏……
没有立即想起这一过程的还有当时任团委书记的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托尔斯季科夫。我的来访使他不悦，不过我们还是谈了约十分钟——隔着门槛。他忍不住一直评论布罗茨基的诺贝尔文学奖。
“我怎么——知道的，是听说的！请您告诉我，这些奖都颁给谁？索尔仁尼琴获奖了——要知道他是一个叛徒，向德国人投降当俘虏。瞧这些奖都颁给了谁？我读过布罗茨基那时候的诗。难道那也是诗？马尔夏克、丘科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评价很高？是怎么评价的……有人找到那个肖斯塔科维奇那里，说，请签名，应该救出年轻的天才。于是他不看内容就大笔一挥。瞧戈尔博夫斯基５９的诗写得才叫好！那时候格拉宁、凯特琳斯卡娅６０，还有一个人来过我家。我们读完诗就明白了什么应该发表。连——也被发表出来了！而布罗茨基就骑在父母的脖子上，连他的诗都不太像诗……”
只有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科斯塔科夫，捷尔任斯基区检察院原检察员，没有抱怨不愉快的纪录。
他没有故意不提给作协社会法院的决议的内容，那份决议建议按照命令审判布罗茨基并将其逐出列宁格勒市。检察院是基于什么文件做出如此残酷无情的决议呢？信息来源于几个不同的地方。捷尔任斯基区内务局有检查，根据检查得出结论：布罗茨基长期不工作。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还讲了一个具体情况——按那时的一贯做法，社会法院似乎凌驾于法律之上。比方说，莱纳所在的纠察队，尤其是他本人，什么事儿都插上一手——不但常跑区委，还找区书记科萨列娃。他们收集了形形色色的证明——有检察院的社会助手的，有侦察员的等等，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将它们废除掉。它们是绝对不合法的。顺便说一句，莱纳的那些纠察队员们连刑事案件都要插手。有时候这些人就扮演强盗的角色。但莱纳和他的同党在预先取得区委的支持后，就肆无忌惮了。我不得不跟这些人接触，他们对我既没有好感也不信任。莱纳不止一次地硬拉我一起败坏布罗茨基的名誉。同时，应该明确地说：区委，作协，国家安全委员会，甚至连以当时的副检察长卡拉斯科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市检察院对我都有压力。整个这种“幕后操纵”我都不喜欢，不过……当审判之日已经确定下来的时候副检察长卡拉斯科夫非常想让我参加审判，以检察人员的权威支持整个过程。但我设法拒绝了这件事，答应以后参加更重要的审判……根据科斯塔科夫的看法，审判诗人以及随后将他从我国“甩出去”，这是同一链条上的两个环节。
卓娅·托波罗娃：
“他动身时的状况当然是非常糟糕的。他穿着绒布鞋，口袋里放着母亲给他的两个橙子。他极其强烈地体会到了自己要离别的滋味，不想离去。”
“真正的诗人总是竭力地在体系中突出自己，他不属于体系。走妥协之路也是可能的。但布罗茨基就拒绝走这条路。记住：谁遵循内心的信念，不使自己分裂，谁就可能充分地实现自我，不管……”
法学博士亚历山大·斯尔皮奇尼科夫的评说：
“控诉布罗茨基的过程不能叫做审判。对这种不妥协的人、一位诗人的迫害，在闹剧从头至尾的过程中都是有预谋的。如果不是在1964年，而是在，比如说，1948年或1937年的时候，那布罗茨基早已经在集中营里消失了。但是时代不同了——即所谓的‘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尽管斯大林分子仍像从前那样坚强和有影响力，但是他们已经不能靠老一套方法采取行动了。于是就需要组织像这样的审判。
“检察院并没有履行其监督合法性的职责。在列宁格勒当时也不可能有合法性可言。只是在后来才由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缩短了他的流放期限——由五年缩减到以所服期限（一年零五个月）为止。这一决定是不彻底的。现在必须从法律的角度重新审判布罗茨基案件。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言，恢复名誉是没有必要的。可我们的司法呢？……”
（责任编辑 沈维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