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我的工作就是写诗”
作者：［俄罗斯］尼古拉·亚基姆丘克 作 万海松 译
“当他干够了捉拿投机者之后，决定拿年轻诗人们开刀，他非常肯定，在年轻诗人中间‘反苏情绪’日益高涨……比如，在以列宁格勒苏维埃命名的工艺学研究所中他盯上了三位青年诗人——博贝舍夫１２、赖诺和奈曼１３，他用诸多极其不愉快的事将他们狠狠教训了一顿。
“莱纳还在‘电力厂’组织了对一名从赫尔岑师范学院逃离的年轻教师的社会审判。这个年轻人跟这个工厂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在捷尔任斯基区团委的支持下，莱纳组织的对这名教师的社会审判就如同对一名不劳而获分子的审判。最后，他被判处驱逐出列宁格勒。不过这名教师到了莫斯科，找到了团中央，团中央对整个这场审判大加嘲笑，说：回家去吧，好好工作。
“在这件事之后，莱纳着手了布罗茨基案，那时布罗茨基还很少发表作品。但阿赫玛托娃了解他，并对他评价甚高。莱纳给捷尔任茨基区团委书记科萨列娃看了一些上面根本没有布罗茨基出现的淫秽照片，然而他说，正是在这伙人之中他刚好有一次看到过布罗茨基。
“莱纳还是《列宁格勒晚报》的编外工作人员，不过他在那里确实曾有一处僻静处所；贝尔曼坚持提供素材。但是过了几年真相大白了：就在这个编辑部里，莱纳安排和有些人的会面，为了得到最大的好处，他向这些人许诺给他们搞到机器和合作制住宅。不过，这都是在法庭上——审判莱纳的法庭上才真相大白的！这位布罗茨基的迫害者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总的来说，当没有公开性，没有舆论自由，甚至哪怕是谈论诗歌，一切都被行政方式加以管理的时候，那么，年轻诗人能够落到这种企图在政治上一下子就青云直上的无赖手里，原因就非常简单了。
“关于‘堕落的不劳而获分子’布罗茨基的案件到州委书记托尔斯季科夫那里一切就都结束了。不过这一次，在莱纳企图安排对布罗茨基进行社会审判的‘电力厂’里，他可没有获得支持。那一次他想寻求作协的支持。他出席了书记处的会议。那时领导我们列宁格勒作协的普罗科菲耶夫１４可是情绪高涨，他得到了上面的指令：应当审判使青年们腐化堕落的布罗茨基。普罗科菲耶夫本人并不了解布罗茨基，不过有传言说，有人曾给普罗科菲耶夫一首布罗茨基写的针对他的讽刺诗（这首讽刺诗确实存在，不过在审判布罗茨基之前就已弄清了，它的作者是另外一位相当有名的诗人）。”
反对不劳而获分子的命令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我们的社会囿于幻想：曾许诺二十年后就有共产主义。这一许诺的声音从最高的论坛上响起。命令通常是把我们引向可贵目标去的链条上的一环：凭着这命令，想猛一挥手就摆脱各种各样的投机倒把者和不劳而获分子。然而，在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掌权者可以非常随意地对待这种命令，布罗茨基就是能证明这一点的一个最鲜明的例子。
在审判之前，《列宁格勒晚报》上就刊登了一篇题为《准文学公蜂》的杂文，它的作者就是那个莱纳，还有两位合著者约宁和梅德韦杰夫（贝尔曼的笔名）。这篇诽谤文章的基调令人不寒而栗：“自信地攀爬帕耳那索斯山１５的侏儒小人不可能不得罪于人。”作者们的结论是：“应该停止宠爱准文学的不劳而获分子们了。对像布罗茨基这样的人来说，列宁格勒没有其容身之地。”
以下文字摘自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１６寄给《文学报》但没有发表的文章：
“当我读完了1963年11月29日《列宁格勒晚报》所刊登的关于他（布罗茨基。——尼·亚基姆丘克注）的第一篇文章后，我觉得，有人用某种神奇的方法把我从63年带回到了37年。或者，比方说，49年。
“这篇文章中好斗的无知也好，抑制不住的虚假也好，统统都是那个时代诽谤者的表现：对知识分子那隐藏不住的仇恨，故意尽量毁坏人的声誉，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甚至就是用赫尔岑在100年前所深刻洞察的那种墨水写就的，赫尔岑说：这种墨水跟鲜血差不多……”
下面的文字摘自约瑟夫·布罗茨基给《列宁格勒晚报》主编鲍·马尔科夫的信：
“尊敬的主编同志：
“在贵报1963年11月29日那一期上，我读到了三位作者——贝尔曼、莱纳和约安的题为《准文学公蜂》的文章。暂且不论这篇文章的文学质量，我想对文中所陈述的几乎所有事实加以详细说明，从真实性的角度来加以评论，可以用对待文献那样对这种真实性表示信任。因此，我的信将比那篇文章短小，不过读完之后，您就会相信，那篇文章本来是能够比我的信短得多的……
“……文中说他（布罗茨基）的世界观有缺陷，说他无知、没有文化等等。尤其是说：‘一个不学无术之徒，一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知识呢。’
“我是在青年工人学校接受中学教育的，而且从15岁起就下工厂劳动了。我有相关的证明书——我准备随时随刻出示。况且，对于每个人而言，在列宁格勒有足够多的可能性去丰富自己的知识，聆听讲演，走访文化院校和自学……
“……接下来连续引用三段引文：‘由于受风着凉……’‘喂饱饥饿的耳朵……’ ‘沿着小巷行走……’这三段引文中有两处并非为我所作。第三段引文确实是取自我的诗作，但它已经被文章的作者们如此曲解，而且我认为，是故意曲解的，所以我不能承认是我的诗作。为了不再反复说这个问题，我想说，在该文作者们认定是我写的所有诗行中，只有一句上面提到过的，而且还被曲解得无法辨认的诗是我所作：‘我爱着异乡的祖国’。这行诗取自一首抒情诗的结尾，这首诗叫《白石砌成的莫斯科》，它所指的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俄罗斯人。但是，文章的作者们却得出结论说，他事实上不热爱自己的祖国甚至‘周密地考虑了一个背叛祖国的计划……’文中所引的其他诗句，我未曾写过。因此，我不能将建立在这些引文基础之上的指控算到自己头上……
“……在文章发表前五天，雅·米·莱纳打电话把我叫到第12民众纠察队的所在地，在那里和我进行了15分钟的谈话，其目的在我看来可以这样说：我工不工作？在谈话结束的时候莱纳说：‘只是您今后不要跟人讲，没有人对您进行过教育工作……’
“……我23岁了。我的身份证上写着，我生于1940年5月24日……我从15岁就开始工作了。我会干铣工，地质勘察工，锅炉工的职业。我随地质考察队到雅库特，白海海滨，天山和哈萨克斯坦工作过。有时候，因为身患重病，我暂时不工作，不过，只要身体一恢复我就立即重新开始工作。这一切都记录在我的工作手册里。与此同时，我还从事文学创作。去年秋天，我从最后一个工作地点被辞退并且开始从事文学劳动。我跟各种各样的编辑部和出版社签订了合同，这些合同完全可以保障我的生存。
“除了文中一些已变成明摆着的谎言的不确之处，作者们连其他一些手段也没有放过。作者之一（莱纳）跑到莫斯科，在和我签有长期合同的国家文学出版社的社长面前百般诋毁我，我曾经未加任何不道德的怀疑，就在我们讨论时把他介绍给莱纳认识。然而，莱纳却要求撕毁这种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