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我的工作就是写诗”
作者：［俄罗斯］尼古拉·亚基姆丘克 作 万海松 译
“主编同志，我过去一贯尊敬、现在也一直尊敬报纸。我在记者家庭里出生和长大，我知道，报纸上所发表的所有材料总是经过详细的检查，陈旧的事件永远也不会被当作最新的新闻。我知道，报纸的语言就是真理，我还知道，您终归是不会容忍报纸上出现的错误和不确之处的。
“或许，这一次您会做到合情合理的。”
我成功地见到了《准文学公蜂》这篇杂文的作者中的一位。１７我给他不止打过一次电话，最终，他要求我不要透露他的名字，答应由他在《列宁格勒晚报》编辑部安排会面。起先出现了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场面，是他，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在说；后来，就变成了另一种情况。现在他已经知道，这篇杂文的出现是一个错误，不但是他的还是编辑部的错误。他只不过是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而已。那时他没法拒绝，那时就是这样的时代。现在是另一种时代了，如今他不准备发表这种杂文并签上自己的名字了。他欢迎我国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不过大多数他都很难接受。不久之前他读完了布罗茨基的诗。他对它们并不感到十分亲切。有太多哲理的东西，没有明确性可言，它们很难被认可。不过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就精神实质而言，他更喜欢其他类型的诗歌，比如谢维里亚宁１８的。散文方面他则喜欢30年代充满乐观主义的明快的作品。至于音乐，他喜欢杜纳耶夫斯基１９那优美的旋律。不应该把那些年代一下子统统抹杀掉。压迫？是有的。不过我们差不多都没有觉察到。据说，有人整夜不睡觉，就听着楼梯上的脚步声。而这他根本不记得。最终被带走了。被带走了。这种情况大约占十分之一。几百万人算下来是多少？当然，许多人都遭遇过……
不过，现在人们将许多东西都毫无功绩地一笔抹杀。这是什么样的揭发基调啊！《准文学公蜂》这篇文章的基调？嗯……文中所讲的事实我们有没有核实过？当然核实过。不，他并没有听说在这篇杂文中归到布罗茨基头上的那些诗实际上并非为他所作。至于布罗茨基书面回答这篇杂文的信，他也没有听说过。它到不了他那儿。顺便提一句，《晚报》在刊登了这篇杂文之后还登载了一些读者评论。而且您应该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评论都对布罗茨基加以诽谤和辱骂，曾有一封信是为他辩护的。我们也把它登载了！
至于莱纳拿着杂文去国家文学出版社找索拉波夫并在那里将出版社和布罗茨基的合同撕毁一事，他也未曾听说……但是，他听说，当然也了解，在审判布罗茨基之后莱纳因诈骗罪被判刑。谁能想到，这样一个为大多数人所信任、为人们所了解的人竟然是个平庸的骗子手……
是的，我承认，那篇杂文的发表是一个错误，不过并不存在良心的忏悔和谴责。那时我曾这样认为。现在我的想法已经不同了。难道如今要我跑到广场上认错，将灰烬洒到头上２０吗？
娜塔丽娅·格鲁季宁娜：
“您知道我是怎么着手布罗茨基案的？要知道，在杂文发表之前我都不知道他的诗，还有他的译作。但文中提到了来自少年宫的我以前的女学生，她的母亲含着眼泪跑来找我，说她的玛丽安娜由于这桩事情在大学里常被人批评。
“我生气了，往《列宁格勒晚报》打了个电话。那篇文章的作者之一贝尔曼，编辑部的编内人员嘟囔着回答了什么。第二天，普罗科菲耶夫把我叫去开始批评我，说我怎么敢去指责市党委的报纸。我回答说，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此后我被叫到书记处……
“普罗科菲耶夫是个不坏的领导，不过在位的最后几年尤其不能容忍许多年轻人。比如，他压根就不承认叶夫图申科２１，沃兹涅先斯基２２……普罗科菲耶夫绝对是属于另一流派的诗人，他不是妒忌，只是不接受他们的诗歌创作体系罢了。我记得，有一次作协讨论过叶夫图申科的诗歌之后，叶夫图申科把额头贴到冰冷的圆柱上站着哭了。我走过去问：‘叶尼亚２３，你怎么啦？’他回答道：‘随便让哪个人骂我一顿都行，但为什么是普罗科菲耶夫？要知道他是个天才诗人。’连布罗茨基在美国的一次公众讲演中也给了普罗科菲耶夫的诗歌以足够高的评价……
“当我和普罗科菲耶夫为《晚报》上的这篇文章最终吵翻了脸的时候，有人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有娜塔莎·多利宁娜，埃特金德等人。总之，有相当多的人打电话说：‘为什么你一个人在那里孤军作战？让我们联合起来吧。’娜塔莎·多利宁娜还给我带来了布罗茨基翻译的加尔钦斯基２４的作品。我不禁张大了嘴，因为这个译本达到洛津斯基２５、丘科夫斯基２６的最好的译本的水平。我懂了，如果一个人能够如此翻译像加尔钦斯基这样的诗人，那就意味着，他本人也是真正的诗人。我决定在法庭上发言。那个时候通常由社会法庭来审判不劳而获分子，不过，当莱纳无法安排这样的法庭时，有指示（谁作出的？）说把案件交给民事法庭来办理。”
卓娅·托波罗娃，律师：
“1964年的一天，如今已故的律师基谢廖夫把我叫去，对我说：‘卓娅·尼古拉耶芙娜，应该为一个诗人辩护。一个将被判处不劳而获罪的诗人。他姓布罗茨基。’他一提起姓，我就立刻想起了《列宁格勒晚报》上的一篇杂文，它的恶毒性和攻击性使我大为震惊，尽管我不知道布罗茨基的诗歌，他作为一名诗人的成就，我当然也不清楚。使我震惊的是这一点：判处一名诗人不劳而获罪！
“这一案件明天就要在捷尔任斯基区民事法庭正式加以审判了。在听取案件的前一天，我来到法庭办公室里，想和他们认识并了解一下我怎样才能和布罗茨基见面，审判员萨韦利耶娃没把案卷交给我，只是说，明天一切事将归结为一点，就是布罗茨基将被送去做法医鉴定，而现在他在警察分局里，明天我就能看到他。
“第二天，有很多年轻人聚集在法庭的大楼边。大家都很激动。这帮年轻人逐渐就坐满了审判厅。那个萨韦利耶娃奇怪了：‘我不明白为何吵吵囔囔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这时布罗茨基在民警的押送下出现了。我看到的是一个长着一副招人喜爱的面孔、个子不高、淡红色皮肤的少年……”
以下文字摘自弗丽达·维格多罗娃的速记稿（1964年2月28日列宁格勒市捷尔任斯基区民事法院开庭审理）：
审判员：您从事什么工作？
布罗茨基：我写诗。我翻译。我认为……
审判员：不要什么“我认为”。站好了！不要靠着墙！看着法庭！好好回答审判员的提问！（指着自己）现在停止记录！否则我会将您逐出审判厅！（指着布罗茨基）您有没有固定的工作？
布罗茨基：我想，这就是我的固定工作。
审判员：准确地回答！
布罗茨基：我写过诗。我想，它们会得到发表的。我认为……
审判员：我们对“我认为”不感兴趣。请回答：为什么您不工作？
布罗茨基：我的工作就是写诗。
审判员：我们对这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您曾和哪些机构有关系。
布罗茨基：我和出版社签有合同。
审判员：那么请回答。您的合同足以让自己以此为生吗？请一一指出：是哪些合同，在什么日期签的，总额有多少？
布罗茨基：我不能准确地记得。所有合同都在我的律师那里。
审判员：我要求您回答。
布罗茨基：莫斯科出版了我所翻译的两本书……（一一列举）
审判员：您的工龄？
布罗茨基：大约是……
审判员：我们对“大约是”不感兴趣！
布罗茨基：五年。
审判员：您在哪儿工作过？
布罗茨基：在工厂里。在地质考察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