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我的工作就是写诗”
作者：［俄罗斯］尼古拉·亚基姆丘克 作 万海松 译
“弗丽达·维格多罗娃将其速记稿寄给了所有的文学杂志的编辑部，但当时哪家杂志都没能发表这份速记稿。或者不妨这样说，谁也决定不了这件事。
“普罗科菲耶夫有一次来到拉苏尔·加姆扎托夫４８家，在那儿碰巧见到了特瓦尔多夫斯基４９，于是就开始抱怨说，由于这样一个‘不劳而获分子’他也弄得不快，作家们有意跟他对着干（甚至连让-保尔·萨特５０都为布罗茨基案采取了行动）。特瓦尔多夫斯基回答他说：‘你出卖了诗人行会。’这件事是雅科夫·科兹洛夫斯基５１说的。
“布罗茨基在流放地呆了有一年了，总检察长才调取来案卷，继续保存在自己那里。有一次我去莫斯科，顺便去看了看尼古拉·格里巴乔夫５２，他建议我拿着信去找主管党中央行政机关部的米罗诺夫。当时我气愤极了。我说我在列宁格勒市检察院已经听人说，米罗诺夫说过：判得很轻，但愿高兴的是五年而不是十年……
“给米罗诺夫的信我一开始写得很大胆：‘鉴于您就布罗茨基案所说的意见已经封锁了检察机关的一切正常道路，所以，列宁格勒青年蒙受了意识形态上的重大损失，您可以认为这是我的过错。’接着就简短地叙述了一下案件的实质，随后就回到列宁格勒了，说实话，并没有抱任何希望。一天，中央的电话突然就打到了我家里：‘米罗诺夫同志要和您讲话。’……天哪，正是他在和我大声说话：‘也就是说，正如您所写的，一切过错都在我身上。这桩案子我并不清楚！您那里有托尔斯季科夫，有波波夫，那您为什么不找他们，而找我呢？’我说：‘因为他们并不过问此案。’米罗诺夫大声说：‘那您怎么就以为只有您一个人是对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也有检察人员。就是说，他们全不对，而您是对的？！’我说：‘您要知道，有人用虚假的报道把您给蒙骗了。他并不是按照法律条款，而是按照命令被审判的。这一命令并没有预见到结果，也没有预见到检察人员。所以说，连这一点都没有，只有容许诽谤存在。’您知道吗，他口气软下来了：‘那怎么是按照命令的呢？人们报告我说，是按条款的！’
“和米罗诺夫谈话过后几天，马利亚罗夫（副总检察长）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安排和我见面。我就到莫斯科去了。我问我：‘您自己说说，布罗茨基的诗是拥苏的还是反苏的？’我说，都不是，它们是属于全世界的。‘不过我倒觉得，’他说，‘许多诗我都不喜欢。’我说，应当为这桩卑鄙的事件下个结论。如果就这样对待年轻诗人的话，那还能不能保证将来不把所有的作家全都以不劳而获的罪名抓起来？我所有的劝谕之言他一句也没听进去。他说：‘让一些作家写份保证书之类的信，保证将对布罗茨基进行教育，保证他不再有任何违法行为。那我们才放他。’
“我说：‘怎么能这样呢？要知道这就是妥协。’我说，我必须找人商量一下，就跑去找莉季娅·科尔涅耶芙娜·丘科夫斯卡娅，从她那里我们又一起去找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丘科夫斯基在这封信上签了名，把它寄给了帕乌斯托夫斯基５３。在这封信上签名的大约有20个人：阿赫玛托娃、科佩列夫５４、谢苗诺夫５５、格拉宁，还有马尔夏克，和维格多罗娃一样，他没有活到释放布罗茨基的那一天……
“我们把这封信发出去后就开始等待：这一切将怎样结束？在这段时间里，米罗诺夫在一次飞行意外事故中丧生。但是两周以后有一个三人委员会来到列宁格勒，他们分别来自苏联检察院，最高法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５６。此后，等待了很长时间的决定终于做出了：结束服刑，释放布罗茨基。”
卓娅·托波罗娃：
“约瑟夫后来告诉我，在流放地人们并没有用体力活来刁难他，他也写了很多诗。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他而言，这是他创作上成果非常非常丰富的几年。审判反而有助于扩大他的名声。在我看来，甚至连他的父母在他被审判前都把他当作一个倒霉蛋。当看到作家们怎样为他辩护后，他们就懂得了他们的儿子是个怎样的人了。朋友们都到流放地来看约瑟夫，给他写信。一年零两个月后，有人给总检察长呈送上一份抗议书，此书的要点如下：他还年轻，工作过，当然工作得不够。判决过分严厉了，因此应该结束刑期。这是一份不彻底的抗议书：要求释放他，却又不要求为他恢复名誉。”
娜塔丽娅·格鲁季宁娜：
“为什么不废除判决呢？原因在于：当时以托尔斯季科夫为首的列宁格勒的党的领导似乎处于一种愚蠢的状态之中。要知道，托尔斯季科夫甚至在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上鬼使神差地让自己谈起布罗茨基来……
“在被释放以后，布罗茨基有一次到我家来朗诵诗歌。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会来：只是朗诵诗歌。那一次我的女儿正由于不明症状而高烧卧床，我正在为明天务必将她送到医院去做准备呢。奥西卡５７看了她一眼说：‘我就走，就走，不读诗，不读诗了。’随后就走了。那天有一些教授整夜打电话给我。原来是奥西卡在晚上吵醒人们说：‘我是布罗茨基（布罗茨基已经众所周知了），必须帮助一个女人。她的女儿病了。’于是立即就有一位肺结核专家来了，她检查出是格鲁布性肺炎的隐蔽症状，并随即打了一针非常管用的抗生素。就差一点点，不然我就可能失去女儿了。
“奥西卡·布罗茨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有没有弄清楚，是谁以及带着什么样的目的着手迫害诗人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是，我越是深入地进行自己的调查，越是清楚地意识到，似乎只有莱纳本人才能“提供”他所藉以迫害布罗茨基的“证词”。如果活着的话他应该有60多岁了，但他是否还活着呢？市问询处的答复是：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莱纳没有在列宁格勒一直住下去。不过，我的一个在警察局工作的老熟人倒的确在业务卡片（被审判者卡片）上找到一个60岁的叫雅科夫·莫伊谢耶维奇·莱纳的人。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人？我记下了地址就去找这个莱纳。一个已不年轻的女人开了门。
“劳驾，可以见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吗？”
听到我“弄混了”父称，她吃惊不小，回答说：
“他现在不在家，他在纠察队值班呢。”
莱纳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后又回到了如常言所说的维持秩序的队伍里，这是多么匪夷所思和稀奇古怪啊……
在合作制住房的台阶上我看见一个面容可敬的男人，他的整个胸脯上都挂满了勋章。
“您是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吗？”我问的时候已经清楚地知道我没有搞错。
“请，请进。”他用非常大的手势指着进屋的门。
谢天谢地，在那一刻我有一种感觉：这些年来他一直在等着我来访……与此同时，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详细地查看了我的证件……
是的，为了详细讲述那件事的经过，他作了大量的准备。此外，他还保存着几乎所有的文件……不过，布罗茨基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将来会证明这一点。不过到处都说他是俄罗斯诗人，但要知道他仇恨祖国！能证明这一点的证据有：布罗茨基日记的副本，从他的书信中摘抄出来的东西。还有一些材料……不管怎样我都要说，哪怕把我按在墙上：布罗茨基在那些年里的表现是反苏的。审判他就是因为这，而不是因为诗。要知道，纠察队和他本人在布罗茨基身上花费了多少精力。教育过他多少次，而他仍我行我素地和朋友们成群结队上街，到俄罗斯博物馆前的广场上去高呼反苏口号。还说卡尔·马克思怎么怎么样……我没有打断，也没有反驳莱纳的话（我很清楚，布罗茨基甚至在国外都常常拒绝为自己的祖国抹黑）——就让他痛快地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