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我的工作就是写诗”
作者：［俄罗斯］尼古拉·亚基姆丘克 作 万海松 译
此案的每一位原告证人都不认识布罗茨基，都是第一次在这里在法庭上看到他，但仍然……
我找到了这些原告证人中的一位，他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原来分管经济部的前馆长费·奥·洛古诺夫，现已退休。他不赞成那次审判，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在那次审判中他没有说过布罗茨基的一句坏话（速记稿证明，洛古诺夫事实上没有过分痛斥布罗茨基，只是强硬地建议他要以奥列格·舍斯京斯基４１为榜样——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中。）法庭上的情况怎么样？他曾被叫到捷尔任斯基区党委，那儿说，布罗茨基曾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经济部工作过一段时间，而他无法拒绝……费奥多尔·奥西波维奇，如今您并不为自己的胆怯感到羞耻，我很高兴把这一点记录下来。
作家协会会员沃耶沃金４２曾把布罗茨基称作写“半下流的讽刺诗”的人（我还记得，没有任何根据就把一首针对普罗科菲耶夫的犀利的讽刺诗算在了布罗茨基头上），而且他还自作主张以青年作者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庭上发言，他现在已经死了。但是，就在审判结束后他在跟格鲁季宁娜说话时说漏了嘴，说他得到了普罗科菲耶夫要他以委员会名义发言的指示。“有人告诉了我，而且我也做了，”他说，“我是一名战士。”
应当想到，其余的原告证人也是用同样的手段挑选出来的。管道铺设工杰尼索夫以工人的名义说，读了《列宁格勒晚报》，没有人不知道诗人布罗茨基，他走遍了各个图书馆，但布罗茨基的书连一本都没找到……国防之家的领袖斯米尔诺夫痛斥布罗茨基说，他不但没有积累起物质财富，反而表现出一种危险，即，如果所有公民都以布罗茨基为榜样——不想“积累”……的话，那么我们将很久都建不成共产主义。他坚持要求被告转变“自己的许多想法”。布罗茨基问这位证人，谁给了他权利让他这么说。
斯米尔诺夫：我看了您的私人日记。
布罗茨基：您有什么权利看？
审判员：我取消这一提问。
另一位证人，退休金领取者尼古拉耶夫则肯定地说，他的儿子在读了布罗茨基的许多诗后也不想工作了，所以布罗茨基的诗是“可耻的和反苏的”。但审判员并没有让这一证人名誉扫地：
布罗茨基（对尼古拉耶夫）：请指出我反苏的诗。请说出哪怕其中的一行。
审判员：我不允许引用。
穆希娜中专学校４３的马列主义教师罗马绍娃把布罗茨基的诗称作可怕的、使青年们腐化堕落的诗。如此的“可怕”，以至在回答律师的提问时她竟高喊道：“我认为无法再将它们重说一次！”
这出闹剧以社会公诉人索罗金的表演而收场。他并不为说出这样的话（他第一句话是：“为布罗茨基辩护的是骗子，寄生虫，爬虫和狗崽子！”）而感到羞耻，还要求诗人迁出这座英雄城市。这都是事先决定好了的，而法庭听听律师的话只不过是为了装装门面而已……
伊戈尔·伊诺夫，诗人，翻译家：
“我记不清当时跟我一起坐在位于喷泉路的审判厅的折叠座位上愤愤不平和焦急不安的所有人，俄国宪兵司令本肯多夫４４的侦察审判机关过去就坐落在喷泉路上（可疑的承继关系——并不想在这些黄色的建筑物内建立如十二月党人博物馆之类的场馆！）。但记得，当时出现在审判厅里的还有如今已故的娜·多利宁娜，还有叶·埃特金德，他后来‘被揭发出’保存了亚·索尔仁尼琴的手稿，是精通欧洲各国文学的行家，出色的修辞学家和演说家、翻译家，由于社会状况处于‘停滞时期’的巧合，他成为了巴黎大学的教授４５……
“在我们面前演得愈发起劲的那类悲剧性闹剧，其结局在一开始就不难猜到。一想到这种预先决定命运的方式就觉得痛心，感到受辱；无论理由有多么的合理，也终归枉然；被告本人也好，坚信对他所提出的指控理由不足的人也好，他们都是无依无助的。每当意识到这些，这种被侮辱的感觉就愈发加重了我激动不安的心情，加深了我内心对落在别人头上的有偏见的诬陷的愤恨之情，这种诬陷可以针对像我这样的人，针对像几十个当时还年轻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这样的人，他们在充满形形色色的禁忌和规章——包括美学方面的——的泥潭里拼命挣扎着……”
卓娅·托波罗娃：
“布罗茨基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意味深长。是这样的：‘我不但不是一名不劳而获分子，反而是一位为自己的祖国增光添彩的诗人。’在那一刻，审判员，陪审员，几乎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应该说，整个过程都进行得很激烈。一方是被派到法庭来旁听的这些坏小子的答话（顺便说一句，他们在最不适宜的时候哈哈大笑，吵吵闹闹，比如，当布罗茨基说什么是逐行逐句的翻译时，不知为什么这句话引发了他们不同寻常的热闹劲儿），另一方是同情者们的喊叫声，但因此他们中有几个就被赶出了法庭。其中包括布罗茨基的姑妈，一位女演员，也被赶出了法庭。有几个人被抓到‘黑乌鸦’４６上带走了。
“但是布罗茨基的表现仍然非常之好。他没有立即就失态，而是怀着巨大的尊严感说，他是个诗人。
“当作出这一可怕的判决——五年流放时，好像已经是深夜了。审判庭里有一部分人一片鼓掌声，而另一些人则极其气愤。在审判庭里有人甚至开始打起架来，而接下去的事我却记得较模糊，因为我被刚发生的事完全压垮了。不过，我仍然走到布罗茨基面前说：‘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这一判决不会一直有效的，它会被更改的。’（接着，因有人递给我葡萄酒而将这句话打断了，我立即感到不悦）他回答说：‘我也相信这一点。’我说：‘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的，我们会写信，判决不会这样维持下去，请相信吧。’他被带走了。这个可耻的审判就这样收场了。
“东奔西走的麻烦事开始了。我和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布罗茨基，约瑟夫的父亲（他曾是一名摄影记者，现已不在人世了）去找市法院的主席。不过那里告诉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说：‘到莫斯科去吧，或许在那里您将会求得公正。’也就是说，甚至连市法院主席的手脚都被束缚住了，可见，州委的指示是多么残酷。甚至连他都不能做点什么。”
以下文字摘自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检察长的信：
“我希望，已使我们知识界感到深深不安的案件将得到公正的解决。我，作为一名普通人，曾和西方打过交道，不能不为这一点而感到十分痛心，即，在我们的外国朋友眼里，‘布罗茨基案件’会给苏联的司法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失。”
以下文字摘自叶·埃特金德致亚·普罗科菲耶夫的信：
“在审判过后的第二天，即3月14日，《列宁格勒晚报》上说，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唾沫四溅地’为不劳而获分子辩护，而在3月15日的《接班人报》上则报道说，我，跟另外一些证人一样，努力‘为布罗茨基百般洗刷罪名，把他当作一名无辜的患病的不被承认的天才’。《接班人报》在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他们所散布的不仅仅是十分严重的谣言！’我明确声明，对我的行为的这种评述是虚假的。我没有散布任何谣言——如果这是谣言的话，就应该以向法庭提供虚假证词而按刑法第181条来追究我的刑事责任……我认为，《列宁格勒晚报》，尤其是《接班人报》的报道，包含了对我的证词的有成见的评定并以虚假的报道欺骗社会舆论……”
娜塔丽娅·格鲁季宁娜：
“针对作为被告证人的作家，法庭执行法院裁决。但它并不向公众公布。这都是在我们的背后完成的。在作协书记处，普罗科菲耶夫宣读了显然是伪造的文件——我们在法庭上的证词被人合情合理地偷换了——而且我们还受到了处分，我被解除了对‘斯薇特兰娜’工厂和少年宫‘胆大志高’俱乐部里的年轻人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