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我的工作就是写诗”
作者：［俄罗斯］尼古拉·亚基姆丘克 作 万海松 译
律师：翻译也是他有益的工作。
审判员：布罗茨基，请更好地向法庭说明，为什么您在休息期间不劳动？
布罗茨基：我劳动啊。我写诗。
审判员：但这不妨碍您劳动。
布罗茨基：我的劳动就是写诗。
审判员：但是，要知道，在工厂劳动的人也写诗。是什么妨碍您这样做？
布罗茨基：但是，要知道，人和人是不相同的。哪怕是头发的颜色，脸上的表情……
审判员：这并不是您的发现。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请好好解释一下，怎样评价您如何参与我们共产主义伟大的前进运动？
布罗茨基：共产主义的建设，这不仅仅是在一架机床和一具耕犁旁的站姿。它还是知识分子的劳动，它……
审判员：不要卖弄高雅的漂亮话！最好请回答，对于安排您明天的劳动生活，您是如何想的。
布罗茨基：我想写诗和翻译。但是，如果这与某个被广泛接受的常规相抵触的话，那我开始从事固定的工作，但无论如何我都会写诗。
索罗金：不利用他人的劳动，您怎么能够独立地从塞尔维亚语完成翻译呢？
布罗茨基：您提了一个无知的问题。有时候合同上建议逐句逐行的翻译。我懂波兰语，稍懂一点塞尔维亚语，不过这都是同源语言，只有借助逐句逐行的译法我才能完成自己的翻译。
由弗丽达·维格多罗娃在法庭上忘我地记录的这份速记稿（她公开地记录，当着审判员的面，不过审判员急了，要求她停止记录：“我不知道您在那儿都记些什么？”而审判厅里甚至有人在高声大喊：应当取消记录。）已经成为见证这一可耻的法庭闹剧的极其珍贵的证明。那些读到和传播维格多罗娃这份速记稿的人在那些年代里被跟踪盯梢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只举一个例子。
加林娜·格卢沙诺娃，语文学家：
“首先应当声明：本人不认识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茨基，甚至也从未见过他。我属于另一个稍年轻些的一代。1964年我还在九年级学习。我的课桌上放着普希金的诗集，布罗茨基的《朝圣者们》和《诗篇》等诗的打字稿刚刚被茨维塔耶娃引入她的书中：
我不想选择
国家或墓区。
我会来到
瓦西里岛上死去……
“这些诗行现在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早年的布罗茨基，不如说是我的青年时代。我曾在夜校学习，而白天则军官之家学校的实验室里工作（在这座大楼里发生了‘列宁格勒事件’，而布罗茨基曾在里面居住过的穆露季娅之家仍旧在那儿，与之并肩而立，不过这一切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不久我就逐渐明白了，其诗歌经常被我们传抄的那位诗人曾被指控犯了不劳而获罪并被驱逐出这个城市。由弗丽达·维格多罗娃记录的这一荒唐过程的速记稿在全市流传。看了速记稿让人非常震惊，以至上班时我就读给房间里所有在座的人听了，而且立即就被人用打字机翻录了。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一个女同事打电话给我。她警告说，有人告发了我，我将被传唤。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体会到不单单是可怕的感觉，而是特别可怕的感觉，直到如今我也忘不了。（后来这种可怕又重复了多少次啊！）1974年，在我这里听过加利奇２８的歌的朋友们受到传唤。1984年，给我出示了一张禁书清单：奥威尔２９、索尔仁尼琴３０、纳博科夫３１、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３２，布罗茨基的诗歌。‘要是在1937年的话，我们早就给枪决了，’在克格勃里有人跟我谈起了我的女友，‘而现在在她身上还要花点精力……’
“第二天，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去，在几个不相识的人面前，我本来应该就自己的‘反苏行为’递交一份说明——是谁给我速记稿，我（在办公室的打字机上翻录以后）又将这些复本分发给谁了：名字、姓氏、地址……可那一天我被‘自己的愿望’所控制住了。第二天，我的母亲被叫到学校来了。显然，考虑到我尚未成年，对我还是相当‘人道的’。60年代过去了，但后来的一切却并没有如此轻松……
“我20岁的时候，布罗茨基诗兴勃发，《给一位罗马朋友的信》的《话语的部分》等诗让我们目不暇接。有一天晚上，一位美国大学生来找我，刚跨过门槛，他就开始朗诵巴拉丁斯基３３、维亚泽姆斯基３４和勃洛克３５的诗。当时我家还坐着其他客人，大家都哑口无言了，惊讶地听着他朗诵带有异乡口音的熟悉诗句。这位客人不知为什么有一个俄国化的名字安德烈３６。原来，他还在约瑟夫·布罗茨基家里参加过一个20世纪俄罗斯诗歌的讨论会，安德烈还详细告诉我们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布罗茨基如何作关于普希金的《“我又造访了……”》这首诗３７的报告。他又开始用俄语朗诵普希金的这些诗，但没能完成——嗓音支持不住了，经过几次梗塞的心紧缩了起来……
“我回想起1836年10月19日普希金没能朗诵完他那首纪念贵族中学建立250周年的诗歌３８——关于自己这代人和自己这个世纪的诗歌……”
我们的社会在60年代初期时仍带些桀骜不驯，赫鲁晓夫时代的解冻气氛是多么胆怯啊，如果不是在什么特穆塔拉坎公国３９，而是在我所在的城市——列宁格勒！——开始这一过程，即被告的证人徒劳无果地证明，对不追求致富而只关注自我表现的艺术家不能加以践踏。此后，正如赫尔岑师范学院教授、文艺学家兼翻译家弗拉基米尔·阿德莫尼所说，那条命令，即据此追究布罗茨基责任的那条命令，其目的在于反对那些较少工作的人，而不是反对那些挣钱较少的人，陪审员佳格雷给他提了一个“刁钻的”问题：布罗茨基在哪里并用何种外语朗诵过自己的译诗？教授实在忍不住笑了：很清楚，陪审员连布罗茨基将外语翻译成俄语都不懂……不过经验丰富的审判员赶忙将证人“引向正题”。下面不妨再援引速记稿的内容——您看看，这是如何结局的：
审判员：如果您向一个普通人提问，您应该向他解释一下，而不是嘲笑。
阿德莫尼：那我就解释一下，他把波兰语和塞尔维亚语翻译成俄语。
审判员：请对法庭说，而不是对公众说。
阿德莫尼：请原谅。这是职业习惯——讲话时面对听众。
另外一位也在赫尔岑师范学院执教的著名文艺学家兼翻译家叶菲姆·埃特金德在法庭上说，布罗茨基有了这种最高的做诗技艺，任何东西都不能妨碍他挣外块和赚大钱，要不是他对自己要求很少的话。而娜塔丽娅·格鲁季宁娜则提出了——当着审判员不悦的脸色——这样一个说法：“不劳而获分子和年轻诗人之间的差别在于，不劳而获分子不工作而得食，而年轻诗人工作却不是经常得食。”刚才提到的那个审判员再次大出洋相：
佳格雷：您自己在私下里什么时候看到过，他怎样写诗，或者他怎样利用他人的劳动？
格鲁季宁娜：我没有看到过布罗茨基怎样坐着写作。不过，我也没有看到过肖洛霍夫是怎样坐在书桌旁写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审判员：将布罗茨基和肖洛霍夫作比较是不恰当的……
就在那一天，在审判大厅里（？！），第一次将如今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名单里相邻的两个名字相提并论。是娜塔丽娅有先见之明吗？
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４０给法庭发来了电报，不过并没有在审判过程中宣读：
“本人恳请法院在审理清楚诗人布罗茨基案件时考虑到如下情况：布罗茨基具有极大的才气。布罗茨基的创作遭遇，对他的教育应该由（作家——尼·亚基姆丘克注）协会来操办。本人以为，法庭应该做出的正是这种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