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短长书
作者：胡晴舫等
中国的女权运动，最初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为兴女学，一为不缠足。而女学的兴办、女子教育权的获得，是女权运动得以开展并取得实质进展的首要因素。晚清女学，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已开始，但直至十九世纪末，还主要是外国传教士经营。十九世纪末，传教士开办的女学堂在中国各地已有数百所，但由于真正进入这类学校的女孩子，基本上限于下层平民阶层（孤儿和上不起学的穷人），女学没能影响中国上流社会，因此，西方的女权观念未能通过女学堂的形式在中国传播。女学之影响中国主流社会，女学之推动中国女权运动，是十九世纪末维新派人士倡办女学之后。一八九七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女学》、《倡设女学堂启》，表彰留美归国的女学生康爱德（康是江西孤儿，由美国传教士领养，后从美国大学毕业回国服务），女权女学的话题，这才进入中国主流社会的视野。一八九八年“第一所”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堂“中国女学堂”在上海开张（在它之前实际已有个把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堂，因规模、影响甚微，故一般公认中国女学堂为中国“自兴女学”的开端）。中国女学堂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女子教育和女权运动的实质阶段来临。对此，夏晓虹除了从“学校教育”这个一般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女学堂外，更从这所学校开办过程中的民主化办学和管理方式，寻找其社会影响力产生的根源。作者考证，中国女学堂，从一开始，便借重报刊媒体大做宣传。从同人“议创”，到各界代表集合筹备；从教员的诗文，到学校的文告；从学校的收支账目，到社会各界对学校的不同意见，主办者让其一一登报公开。夏晓虹敏锐地指出，中国女学创办者的高明之处，是借重报纸所开辟的公共空间，“真正把中国女学堂办成一桩公共事业”。中国女学堂的做法，不仅在当时首开风气，而且对今日的教育，也是极好的借镜。
处于社会巨大转型的当儿，晚清社会的任何一种变革言论、价值选择、文化运动和思想讨论，都必定带有前现代的混乱与芜杂；作为今人，除了追寻历史事件的真实，还应追问真实后面的肤浅与非真实。而长期体制文化培养出的单向思维，往往使我们并不能充分自觉这一点。夏晓虹的可贵，就在于她始终遵循由材料说话的实证路径，但又始终保持历史研究者的理性立场和超越姿态。一九○五年杭州一位叫惠兴的女士，因办女学堂款资不足、求告无门而自杀一事，当时报纸对于这个事件的解读，几乎都是“以身殉教”，公众舆论自然免不了对惠兴女士的壮举感叹、褒奖。但就在重阅旧报而遭遇历史的那个瞬间，夏晓虹悟出了这个事件背后更深一层的东西——满汉矛盾。清末革命派反对清朝的政治主张，是通过激励在民间素有根基的民族主义情绪（排满）来获得支持的。惠兴是满族人，又居于革命派的老巢杭州，其孤立无援，乃是情理中事，但历来无人从这个角度追问过。夏晓虹的分析，彰显了隐藏于海面之下的冰山，不但为女性研究，也为晚清的民族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范例。
班昭《女诫》在晚清女权运动中走红，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本书探本溯源，条分缕析，揭示出晚清新精神传播的旧途径，因而提醒我们，对晚清发生的现代性，不可有想当然的过高评估。民族主义的宣传，往往借助于民间认可和流行的道德模式，在解析晚清革命派如何在明末以来流行的“男降女不降”之说与“不缠足”的现实需求之间找到弥合裂缝的方法时，作者有非常精彩的阐释。清人入关以后，一直反对妇女缠足；以遗民心态降志辱身的汉族男性，为求得心理安慰，便特别看重汉族妇女的缠足风习，并将此风习，与流行于民间的“十不从”道德想像相结合，视女子缠足为保持民族尊严的象征。那么，主张排满的革命派如何兼容不缠足与民族主义这一对矛盾呢？作者正是从逻辑推理的前提，发现了革命派言说中的自相矛盾；而从革命派毫不犹豫的反缠足态度中，作者使我们感觉到，革命派的排满，其实并非真正的种族运动；只是借民族主义之名达到推翻专制政权、救国家于水火的政治目的。
夏晓虹近十年所致力的关于晚清社会的历史文化研究，不是补正史之缺，而是昭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和研究范式。《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给人的启示，除了贴近日常、采信民间的叙述方法外，更有叙述者自身所应当具备的谨严、理性与超越。前者可学，后者则关乎个人的秉性与学术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