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短长书
作者：胡晴舫等
晚清面临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老中国自此由封闭自足的专制帝国，被强行拉入全球化淘汰竞争的汪洋大海中，被迫学习西方，实行政治、文化与教育的全面改革。而中国女性，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也是在这时才开始“浮出历史地表”的。正如作者所说：“身处晚清，男性涉及的社会问题，女子无一能逃脱；在此之外，女性更有诸多必须独自面对的难题。”更重要的是，晚清的社会政治运动，往往借“女性解放”这个能指，承载远远超出女性解放本身含义的社会文化所指。晚清女权运动中，女性甫由“不缠足”、“兴女学”的史前状态浮出地表，便一下子被推拥为“强国保种”、为男性示范的“女国民”、“女英雄”、“女豪杰”。其角色转换的突兀性与戏剧性，一方面体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启蒙运动的浪漫色彩，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国女权运动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发生方式。几年前，夏晓虹曾经在《晚清文人妇女观》中详细介绍过晚清启蒙者为中国女性塑造的西方典范——刺杀沙皇的东欧女豪杰苏菲亚，呼吁解放黑奴的美国女作家批茶（斯托夫人），法国大革命山岳派杰出领袖罗兰夫人等——在晚清一路热销的情形，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中，作者更从细节入手，仔细清理了批茶和罗兰夫人在晚清被误读的详情。一个时代思想与精神的产生，有时就源于人们对历史文本的误读；误读使历史过程具有了传奇色彩，也使历史具有了审美的趣味。历史的“实质正义”，并不意味着全部细节的合乎理性。历史的进程，常常是充满偶然与荒诞的。作者检讨晚清启蒙主义和女权运动的某些荒诞或误区，显示给我们的，是“老大帝国”蕴蓄的“少年中国”的巨大创造潜力——这正是作者长期深入晚清历史而得到的真切感受。该书选取晚清女性及民间个案来叙述，就是作者试图将自己对晚清生机盎然的历史感受，还原为晚清历史的具体场景，以矫正人们在政治史中获得的不实印象；而还原的方法，是占有大量民间形态的历史材料，梳理和辨认细节，考察人物事件的关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终“获致全方位的呈现晚清社会场景的效果”。
相对于以往历史叙述注重历史演进中的重大事件和结局，作者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显然兴趣更大。历史的真相，往往存在于历史的过程中；历史的结局，并不能代表历史的“本然”，当然，更不能取代历史本身。注重结果的历史叙事，向来出自成王败寇的势利而简单的思维；晚清这段历史，之所以在现代历史叙述中被贬低、被减省，甚至被扭曲，正是因为在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叙述中，革命的成功，即意味着晚清的“垂死”；肯定革命，就必须否定改良。夏晓虹以历史细节再现历史过程的初衷与方法，实际上是对我们业已习惯的本质主义历史叙述展开了挑战。只是，作者的挑战，并非剑拔弩张的，而是温文尔雅的；不是简单的“将颠倒过去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是通过翔实的材料考辨，用实证的方法，甚至带着几分幽默，娓娓叙述那些不见于正史、完全被宏大叙事淹没的、充满意味的历史细节与场景，在不动声色的分析与叙述中，努力达到对历史本相的还原。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使我们分明感受到一种与惯常的历史叙述迥然不同的方式和语言。阅读这本书，我们就像被一位不期而遇的历史当事人或知情者引领着，穿越尘封的时空，突然之间来到原以为早已远离我们的历史现场。作者对历史现场复活与再现时所达到的出人意外的亲临感，与贯通全书、规约叙述的“情景理性”，共同构筑了一幅具体可感而又真实可信的晚清女性的历史图景。这个结果，是对作者长期的寂寞的知识考古所给予的回报。不用说遍寻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图书馆查找资料的艰辛，也不必说对千头万绪、散落隐藏的历史资料的寻找、梳理之不易，单是面对大量可能相关也可能错讹的材料进行关系的甄别、互证，就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者对历史现场的再现，并非太史公式的生活细节的想像，而主要靠大量历史材料的互证、拼接和逻辑推断，在尽可能完全和客观的材料分析中，让历史细节尽可能接近原貌地“复活”。作者抛开以往历史叙述注重官方文献、正史材料、大人物大事件的方法，而采取最能真实记录社会信息、最能广泛反映公众舆论、最具复活晚清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原状的民间材料——报刊——展开自己的调查研究。
对于报刊媒体这一现代社会之公共舆论空间，夏晓虹本人持相当鲜明的肯定态度；而她对自己研究时采信报章文字的信心，也来自其对晚清报刊与中国社会变革关系的深切体察。不夸张地说，中国专制政体在二十世纪初的崩溃，与那个时期报刊（是民间传媒，而非官办）在中国的迅速蔓延、生长，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报纸的大量刊行，意味着民间舆论空间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只有上谕与邸报”的时代一去不返，意味着“官府一统天下，一手遮天”的局面即将结束。晚清舆论对专制政治的冲击，在本书所追踪的秋瑾被害案之后社会舆论的叙述中，充分体现出来。秋瑾案后，媒体一片哗然。在报刊舆论一致强烈的声讨和追究下，几个负责办秋瑾案的“省级”、“地市级”领导及告密者，虽未受到处罚，但从此官运中断，郁郁不乐，有的甚至自杀身亡。通常的历史叙述往往只注意秋瑾被害事件本身，而并不注重此后的其他相关事件。而有了后者，我们才可能对晚清政治现实和社会状况有更清晰的认识。又如江苏沭阳县发生的一件公婆虐待儿媳案。儿媳胡仿兰追慕新学，自愿放足，并要求出门上学，遭到婆家禁闭，胡自杀身亡。在中国，公婆虐待儿媳至死，原本是极为寻常的家庭事务，外界不必干预。但胡仿兰一事被公诸报端，新学界呼吁惩办凶手、维护女权，在全国掀起巨大波澜。报刊的炒作，实际上将一个中国传统家庭的一般事件，变成了维护女权与女学的公共政治事件，对于一般的乡绅、民众，不啻是一场人权观念、新道德伦理的启蒙教育。
晚清报刊的兴盛，开创了“多元社会力量、多种舆论声音的并存格局，在逐渐消解朝廷权威的同时，也为建立现代社会秩序打开了通道”。其实，正像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的网络媒介对我们时代社会生活所具有的巨大的潜在影响力，报刊在晚清作为专制政治无法控制的公共平台，其对中国近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影响，对中国民众的启蒙，如作者所言，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晚清“报刊之深切影响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已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由其构形的公共空间，对于改变国人的思维、言谈、写作定势以及交流方式，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报刊文章，何以就是再现历史现场的真实可靠的原始材料呢？正如作者所说，“报纸的逐日印行，新闻的讲求时效，记者的好奇搜隐，使其最大限度地逼近于社会情状的原生态。作为晚清报界主体的民办报刊所代表的公众立场，也注定了其向民间社会倾斜的取向，并为之留下了相当忠实且详尽的记录”。民间的、自由的、自负盈亏的经营形式，迫使报纸只能最大限度地表达真实、反映民情、代表公意，这是公众舆论的性质所定。因此，夏晓虹不采取被汰选过的作家文集、别集，认为那“太干净”而可能失去很多真实的信息；同时，那些“多半出自追述或传闻的野史笔记”，因夹带个人恩怨，失之芜杂差讹，作者认为亦不可信。“惟有精芜并存的报章”之文，因出自民间，记述民间，是众声喧哗中最体现自由与真实的开放文本，因此成为作者重构晚清历史场景时的主要路径，作为一部历史文化研究著作，《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进入民间、以报章资料为路径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