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短长书
作者：胡晴舫等
自然却毕竟诡谲无常。一场地震、海啸或战争轻而易举地便改变了人的自然。他从此被迫去面对一个全新的自然。一个对他而言一点也不自然的自然。
现代化不仅仅是一场工业革命，更重要的其实是里斯本大地震后的那场启蒙运动。面对这些时时改变的自然，想要延续生命的人类必须要学习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存活下去。人类抛开了上帝，并不是抛开了对自然或对自己理解能力之外的事物的敬畏，而是抛开了对自然情境的深信不疑。开始，他对他的生存自然感到存疑。现代人失去的信仰与其说是对抽象上帝的忠诚，不如说是对自我生存整件事的把握。他终于领悟万事万物皆可瞬间改变，不需时间的累积，不用历史的沉淀，也不必灵性的虔诚。他的生命必须牢牢倚靠的各式条件，并不是那么天经地义。一切自然皆可推翻，也皆可建设。当时钟停止的那一刻，故事能够重塑，身份可以拼贴，回忆容易遗忘，观点总在更动；他学会，生存本身就不是一件非常理直气壮的事情。你只有现在。
于是，他活在一个失去历史重心的时空里。未来还没有发生，过去已经不存在。就算是当下，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他的经验无法累积，因为环境随时在改变，他也期待它会不断改变，“当你想理解一个事物时，你站到它面前，孤立无援。世界的全部过去都将毫无用处。后来事物消失，你的理解也随之消失。”萨特写道。
这种信仰的空虚往往令人惊慌。现代人认识了怀疑精神，却未必有能力面对这种近似无限黑洞的精神状态。如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沃什在他的名著《囚禁的心灵》中谈道，大战结束后，社会身份松动，百废待举，万物等待新的定义，东欧社会于是面临严重的信仰破产，“我们很容易就来到一个社会阶段，缺乏一套共通的社会思想能够有效地结合砍干草的农夫、演算逻辑的学生及在汽车工厂工作的技师”。经过激烈绝望的残酷战争，为了避免直接面对这团混乱，怒气往往成为自我保护的手段。现代人充满了愤怒。他最气愤被欺瞒，因为他其实相信任何事物的真相都只跟个人的主观认知有关。对他而言，这个世界不再是关于挖掘真相，而是关于操纵真相。他不愿意受限于自己的纯真无知。“既然这个世界如此残酷，一个人就必须将一切都减低到最简单及最残酷的元素。”
缺乏了天真的保护，现代人于是就像早熟狡猾的街童，过早见识世界的残忍，为了在危险街头存活下来，养成一副吊儿郎当的神情，并随时准备对世界嗤之以鼻，以求随时能抽身而退。
愤世嫉俗的哲学或许使现代人逃开了失望的命运，却引领他到另一个更可怕的危机，即让他成为一个狂热分子。既然世界不可靠，至少他可以形塑一套坚忍不拔的个人哲学作为他航行世界的罗盘。狂热的激情如同强烈太阳直接照亮他整个世界，一切疑虑的阴影立刻无所遁隐，事物少了需要思辨的层次，使一个人的生命顿时有了重心，射箭有了目标，从此夜晚睡觉无须辗转反侧去思考世界的出路。但，狂热是种危险的情绪。当他只相信最直接、最直白、最赤裸的道理，并将之变成他万年不变的准则，他就再也听不进一句异教徒的语言，不能容忍他们在他周围活动的气味，完全排拒端详他们的脸孔。他只相信他相信的。并且以全部的理性极力去支撑他的惟一真理，让整件事情变得毫无推敲的余地。所以，你问，为什么那么小的一块岛屿，孤独地漂浮在印度洋上，斯里兰卡人还能互相仇视厮杀，弄得自己一点生活的空间都没有？
走在斯里兰卡街上，岛民善良淳厚，对外来人亲切而好礼，热情又慷慨。他们脸上总挂着羞怯的神情，穿着朴素整洁，手脚轻慢，脊梁挺直，在异乡人走过去的那一刻，秀唇皓齿忽然如百合花朵在他们黝黑的脸上绽开，眼睛炯炯有神地对你微笑，下一秒钟，你已身在他们家客厅里。他们简直是天堂的孩子。你会这么想。但是，当他们感觉威胁，拿起他们宗教式的纯粹激情，他们眼中的最后一丝博爱也会消失。
来自台湾，我太清楚这种纯洁的感情如何转成无情的固执。在一块紧邻大陆的移民岛屿上，经历了复杂的殖民阶段，杂交文化本应是肥沃的社会土壤，执意要在如此基础上去蒸馏出贞烈的善男信女，无异主动弃权参与这个承认变动的现代世界。想起那些似是而非的族群论证、政治纠葛及文化分歧，一个人不难明白为什么愤怒时时浮现于每段对话里。因为怒气是最容易的语言武器，它容许人暂时放下复杂难解的理性分析，让人不用倾听，只须震耳欲聋地吼叫。无需自我辩驳，只要逼着对方表态、澄清、争辩，所有语言都旨在攻击、而不是沟通。仿佛，一个人只要吼得够大声，就可以盖没自己内心那个微弱的怀疑声音。
到了二十世纪末，斯里兰卡裔加拿大作家麦可翁达杰在他的书里写道，“荣格在一件事情上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每个人都受他所信奉的神所主宰，错的是妄想和他的神平起平坐”。
多少世纪，人类忙着与自我创造的世界搏斗。曾经为上帝所主宰的世界，邪恶不再是撒旦的专利，而是直接出自人类之手。“二战”的犹太集中营、南京大屠杀，直迄不久前的波黑战争、尚未结束的刚果内战、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人类活在其他同类创造的地狱里。宗教、种族、阶级、文化，不是个体安身立命的根基，却是纯粹主义不经思考的方便借口。看似宁静祥和的斯里兰卡，早在海啸席卷之前，就已经裹在自己一手创造的争斗里。专横的政府军队、北方的猛虎组织及南部的左派游击队几十年来将整个岛屿四分五裂，并使之成为自杀炸弹的发明温床。人类启蒙后的理智，为何不是我们的救赎，却成为我们施加在自身的诅咒？
因为，我们穷力理解了问题之后，却总是以为自己就是解答。我们坚持只有自己想出来的答案才是正确答案，其他人都可以去死。只有我的神才是真神，其他人的神都是虚假的，想像出来的，自以为是的。
圣诞节过后的第二天早晨，上帝决定反扑。人类逃无可逃。那些主义口号、宗教冲突、种族偏见和政治歧异都泡在咸海水里。
没有特别一个族群受到上帝的厚爱。
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
姚洋
郎咸平点名“揭发”三家知名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从而引发了关于国企改革的新一轮大讨论。郎教授的“揭发”是否正确，作为对这三个企业毫无了解的局外人，我不敢妄加评论（报纸、网络对此有激烈的争论），只是想说，郎教授的“揭发”已经涉及法律问题。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媒体上吵得如此纷纷扬扬的事件，检察机关早该介入调查了。可惜，中国是一个法治极不健全的国家，游戏规则不是法律确立的，而是游戏玩家们创立的。其结果自然是，规则成为有权势者自家的家法。股市上庄家的操纵不是特例，而是每个股民每天必须面对的事实。关联交易和资金转移在其他国家是明令禁止的，而在中国，借壳上市成为许多人股市淘金的捷径。如果上市是为企业筹集资金，借壳无可指摘。（谁让我们除上海、深圳两大股市之外再没有像样的资本市场，而我们的上市政策又对民企还有诸多限制呢！）然而，看多了像蓝田这样的皮包公司的伎俩，我们不能不对股市上的概念股打上几个问号。中国至今尚无一部管制关联交易的法律，因此那些左手倒右手的交易才能大行其道。如果左手握的是国有企业，右手握的是自家的私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流失自然不可避免。因此，郎教授的“揭发”可能是对的。但是，对错应由法院来裁定。顾雏军已经在香港起诉郎咸平诽谤，香港法庭的裁定也许会为我们判断对错提供一些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