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从文体的失落到回归和超越
作者：孙绍振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林旭和林琴南有过联系，触发了他思想突围的火花：如果林旭不是23岁就牺牲了，而是活到70岁，也就是他的朋友林琴南的年纪。英雄林旭会不会变成“五四”时期保守的林琴南呢？这样的思考，是很冷酷的，就其价值取向说，和余秋雨是背道而驰的，也是更无诗意的。余秋雨对就义的英雄，绝对不会有这样杀风景的想象；而诗性的赞美，在南帆看来，可能正是权力话语的陷阱。他还敏锐地联系到陈独秀只比林旭小四岁，鲁迅只比林旭小六岁。面对这样的资源，如果要让余秋雨来抒写，可能洋洋洒洒，展示情采和文采，但是，他习惯性地避开了抒情，沉浸在睿智的深思中：谁会成为现代知识分子，谁又注定定格在古代的士人的形象上，是不是必然的呢？是不是也有偶然的因素呢？为什么英雄就一定是林旭，而不是只小了四岁的陈独秀，也不是比他小了六岁的鲁迅呢？
这里，南帆所开拓的审智世界，正是余秋雨可望而不可即的彼岸。如果南帆像余秋雨那样，有众多的追随者，则中国当代散文落伍于诗歌小说和戏剧的审智潮流历史，有望终止，但是，追随南帆（一如追随刘亮程）难度太大，因为追随余氏可以将就现成观念与历史资源，而追随南帆的艺术前提却是从感知到智性在话语颠覆中突围。这不但需要才情，而且需要在世界文论的前沿游刃有余的智力。
从这里可以看出，以南帆、余秋雨为代表的当代学者散文、大文化散文，以强大的审智，登上散文文体建构的制高点；弥补了现代散文偏向于审美与幽默的不足，中国现代散文某种程度上的小品化的局限一举突破。当代散文的审智，并没有选择鲁迅式的社会文明批判，充当政治“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而是独辟蹊径，从民族文化人格和话语的批判入手，以雄视古今的恢宏气度，驱遣历史文献，指点文化精英，从时间和空间的超大跨度作原创性的深层概括，作思想的突围和话语的重构，胸罗万象，笔走龙蛇，开一代大情大智交融的文风。在思想、情感的容量和话语的新异上，实实在在地开拓了一代文风，改变了与余光中念念不忘的与“中国散文的至境”“韩潮澎湃，苏海茫茫”“庄子的超逸”“孟子的担当、司马迁的跌宕恣肆”完全脱轨的历史。
八、相对封闭发展的局限与优越
综观中国当代散文的历史，比之诗歌小说，可谓命运坎坷，灾难深重，其一，几乎文体绝灭，为通讯报告所取代；这与上世纪30年代红色文学强调报告文学是“文学的轻骑队”“左”倾思潮有关。但是，在苏联的红色文学中，也还有爱伦堡的《漫谈斯大林格勒之战》等等，在战场通讯的风格中，政论和抒情水乳交融，俨然不失散文的风貌。其二，中国当代散文文体自觉的缺失。不要说一般作家，就是专业散文学者，对于“五四”散文理论从周作人到郁达夫，抒情、幽默、智性的艰苦建构，同样缺乏起码的历史积累。这就造成了中国当代散文文体意识极端薄弱，导致把散文当诗来写，风靡一时，真情实感论，流毒至今。其三，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相对封闭，缺乏流派自觉，几乎与世界文学思潮隔绝，未曾像诗歌、小说那样对西方的纷纭的流派，疯狂地追随，有意识地移植，因而发展比较迟缓，风格比较单调，满足于无流派的，就是余秋雨、南帆、汪曾祺，刘亮程似乎也未能免俗。但是，这也给中国当代散文史带来从容自如的风貌，不管意象派、象征派、现代派、朦胧诗、后新潮诗、放逐抒情、非非、诗到语言为止、拒绝隐喻，在隔壁闹得多么红火，散文岿然不动，绝不挟洋自重。就是面对80年代徐敬亚的深圳诗歌流派大赛那上百家的旗号，也没有眼红。当小说中意识流和魔幻现实主义闹得热火朝天，散文依然故我。这看来消极保守，但是，也没有产生在众多洋旗号掩盖下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流弊，多少也节省了许多精力和才华。其四，由于散文的理论资源是世界的奇缺，不可能对西方作疲惫的追踪，因而其民族原创性比较鲜明。余秋雨、王小波、刘亮程和汪曾祺的散文，完全是从中国本土历史文化深厚土壤中产生的，就是南帆后来走向中国历史。散文家不像小说诗歌中，比较重要的作者背后都有一个洋人的身影，果戈里、安特烈夫之于鲁迅，左拉之于茅盾、托尔斯泰之于巴金，奥尼尔之于曹禺，惠特曼、歌德之于郭沫若，里尔克之于冯至，波特莱尔、韩波之于艾青，奥登之于卞之琳，马雅可夫斯基之于田间、贺敬之与郭小川，马尔克斯之于莫言，《扎哈尔词典》之于《马桥词典》等等。有出息的散文家背后站着的就是中国人文和自然景观。这一切，都注定了当代散文发展的速度固然缓慢，然而，民族的原创性也高。但是，不管多么自发，但是其历史发展的途径，其由审美走向审“丑”，再走向审智的轨迹，却是和世界散文的发展是不谋而合，既是遥遥相对，又是息息相通。从这一点来说，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纵向的继承和横向的移植各有其优越和局限？西方不能为中国当代散文提供直接的借鉴，是不是也迫使中国散文自力更生而另辟新天？甚至还解决了西方没有解决的某些问题，比如，西方一直纠缠不清的随笔的议论和审美感性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包括在理论上，我们提出的审智和对滥智的批评，是不是也可以说是关键性的突破？但是，这只能解释到南帆和余秋雨为止，对精神上更为年青、艺术上更为前卫的作者，似另当别论。刘烨园、海男、赵玫、艾云、斯妤等，正以他们的“对世界的”疏“离”和“叛逆”，黑暗、暧昧、垃圾、废墟、墓地、恐怖、死亡等形成一个新的潮流，这一切被王兆胜先生称之为“现代派”散文的作家，是很值得注意的。②这一点，似乎要与台港散文的发展联系起来，才可能有更全面的洞察。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
①原文是“我在写每篇散文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东风第一枝小跋》，见《杨朔散文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0页。
②胡文载1946年9月1日《解放日报》。1941年至1946年《解放日报》报导有关新闻、通讯的组织工作如下：1943.8.8第四版《贯彻全党办报与培养工农通讯员》，1944.1.10第二版《延属地委召集延安县市通讯员举行通讯工作座谈会》，1944.1.18第二版《延市、志丹检查通讯工作，发动大家大量为党报写稿》，1944.2.11第二版《加强通讯员教育与实际工作结合》，1944.2.20第二版《延长整顿通讯工作，今后每人每月写稿两篇》，1944.3.18第四版《提倡工农同志与知识分子的结合》，1944.3.18第四版《“长城”部一年来的通讯工作》，1944.3.3第二版《每区设党报通讯组》，1946.1.6第二版《三旅八团二连通讯小组组织“通讯联手”互助写稿》，1942.7.25《论通讯员的写作和修养》，1942.8.25《展开通讯员工作》，1942.10.28《新闻通讯》第一期，1942.11.17《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1943.9.15《谈谈靖边组织通讯工作的几点经验》。
③这是秦牧在《海阔天空的散文领域》和《思想和感情的火花》中提出来的，后来收入《秦牧散文创作》，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④肖云儒的文章，载人民日报，1961年5月12日。
⑤ 《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页-第89页。另外类似的说法还有“写真话”见该书，第98页-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