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提过，秘密为英国军情六处工作的克格勃伦敦分部负责人戈尔耶夫斯基被识破了身份，随后克格勃把他骗回苏联监视了起来。不过，戈尔耶夫斯基最后还是被军情六处成功地营救了出来。
有读者留言问，军情六处再厉害也不可能从克格勃手里把人救出来吧？他们是不是用交换俘虏之类的方法把戈尔耶夫斯基换了回来呢？
还真不是交换俘虏，军情六处确实是把戈尔耶夫斯基从克格勃手里救了出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件事。
话说1985年5月18日，戈尔耶夫斯基坐飞机从伦敦飞回了莫斯科。他在前一天接到通知，说他得到了一次职位晋升，需要回来完成相关手续。
军情六处的情报人员怀疑这是一个陷阱，也劝说过戈尔耶夫斯基不要回去。但戈尔耶夫斯基不以为然，他很自信在克格勃内部没有人能够识破他的身份。
降落在莫斯科机场后，戈尔耶夫斯基下了飞机，顺利通过了边检。按说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回国应该有人来机场接他才对，但这一天他在到达出口一个克格勃的人都没看到。
克格勃虽然没派人来接他，但也没派人来抓他，这倒也让戈尔耶夫斯基松了一口气。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了自己位于列宁斯基大道的公寓。
戈尔耶夫斯基掏出钥匙打开了公寓大门，然后用另一把钥匙打开了第二扇门，然后想推开第三扇门的时候发现了问题（我也不知道苏联这是什么奇葩户型）。因为他很早就把第三扇门的钥匙弄丢了，所以这扇门是从来不锁的，但现在这扇门竟然被锁上了。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克格勃已经来过他家了，只不过在走的时候，一个粗心的人把第三扇门也随手锁上了。
戈尔耶夫斯基知道事情不妙，他已经被怀疑了。作为在克格勃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特工，他十分清楚克格勃做事的方法。他的房间和电话里一定都已经被植入了窃听器。从这一刻起，他出门时会受到严密的监视。今天没有人在机场接他，想必也是因为克格勃想看看他在独自一人的情况下会去些什么地方。他衣柜里的外套和鞋子上肯定也被撒上了带有微量放射性的尘埃，这样他出门的时候克格勃可以更好地掌握他的行踪。
他十分清楚克格勃是怎么对待叛徒的。秘密监狱里漫长的审讯，接着是迅速的枪决，最后被丢进一处没有名字的墓穴里。或许他根本就不应该回来，但现在已经太晚了。
借助一点小工具，戈尔耶夫斯基打开了第三扇门，进入到了公寓里。他小心翼翼地不往外拨电话，也不敢四处走动寻找窃听器。
第二天，戈尔耶夫斯基惴惴不安地到克格勃总部报到。一连几天，什么都没有发生。他的上司只是简单询问了一下关于伦敦工作的事情，就让他回自己办公室了。上司借口说克格勃的高层们这几天都没空见他，他得再多等几天。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戈尔耶夫斯基知道自己已经被监视了。克格勃特工们很专业，他察觉不到任何异常，但他知道自己一定被监视了。他太了解克格勃的思维方式了，他们在寻找证据，在等待他犯错。
5月27日，戈尔耶夫斯基的上司突然邀请他一起吃午餐，顺便谈一点事情。两人坐车来到了一处克格勃专门用来招待贵宾的地方。戈尔耶夫斯基和上司刚坐下，又有两个陌生人进来加入了他们。上司没有介绍这两个人是谁，只是简单地说他们也是克格勃的人。午餐开始后，上司拿出了两瓶威士忌，四个人开始接二连三地干杯。戈尔耶夫斯基不一会就发现自己意识开始逐渐模糊。他喝的威士忌里混入了被克格勃称为“真话药水”的东西。
戈尔耶夫斯基后来才知道，这两个陌生人是克格勃内部反间谍中心的负责人。他在意识模糊的状态下被审问了五个小时。他完全不记得自己说过些什么话。他只知道自己在潜意识里拼命告诉自己要否认一切。
第二天上午，戈尔耶夫斯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醒来。前一天的陌生人又出现了，他们表情严肃地和他交谈了几句，然后把他送回了家。
在同一天，伦敦的一名苏联官员找到了戈尔耶夫斯基的妻子蕾拉。这名官员告诉蕾拉，她的丈夫在莫斯科生病了。虽然不是什么太严重的疾病，但蕾拉最好还是能带着两个女儿回去看一下。苏联政府已经为她们安排好了头等舱。
在第三天，戈尔耶夫斯基像往常一样继续到克格勃总部去上班，假装完全不记得前天下午发生的事情。不然他还能怎么办呢？
这一天，上司把戈尔耶夫斯基叫进办公室里，彻底跟他摊牌了。
“戈尔耶夫斯基，我们已经知道你一直在欺骗组织。我们已经决定终止你在伦敦的职务。你从明天开始就可以休假了。另外，从这一刻开始，你永远不能和英国的任何人联系。”
戈尔耶夫斯基回复说自己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他会服从组织的安排。
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戈尔耶夫斯基浑身冒着冷汗，心脏砰砰乱跳。既然组织已经发现了他是叛徒，为什么还没有把他抓起来？甚至都没有开除他，只是让他开始休假？
是因为克格勃突然变得心慈手软了吗？当然不是。他亲眼见过职位比他低得多的叛徒被快速逮捕然后处决掉。他现在还活着的唯一原因是克格勃还没有搞清楚他为英国人充当间谍的具体细节。在枪毙他之前，克格勃必须要知道他都向英国人泄露了哪些情报。所以克格勃决定和他慢慢玩下去。他们并不担心戈尔耶夫斯基逃跑，因为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从克格勃的监视下逃走。
现在，戈尔耶夫斯基唯一的希望就是与军情六处取得联系，让英国人把自己营救出去。
但他怎么可能在克格勃的严密监视下和英国人取得联系呢？克格勃不就是正等着他在绝望中去联系英国人吗？
军情六处是资深的专业情报机构，这个问题他们当然早就考虑过了。为了保护戈尔耶夫斯基这个重要线人，他们在七年前就制定好了一个逃亡计划，并且提前约定好了激活这个计划的方法。
在莫斯科的库茨大道上有一家小小的面包店。这里总是有很多顾客，其中不少都是住在附近的各国外交人员。在戈尔耶夫斯基身处苏联期间，每周二晚上19:30都会有一名英国情报人员准时路过这家面包店。尽管这个逃亡计划有99.9%的几率都不会被使用，但在过去的七年里，军情六处的工作人员一直忠实地履行着他们的职责，只为那0.1%的可能性。
如果戈尔耶夫斯基需要激活逃亡计划，那么他只需要在某个周二晚上19:30准时拿着一个西夫韦超市的塑料袋出现在面包店外。这个超市的塑料袋上写着一个大大的红色S，在人群中十分容易辨认。
如果军情六处的特工发现了戈尔耶夫斯基，那么他将会拿着一个绿色的袋子，一边吃着巧克力一边从戈尔耶夫斯基身旁经过。两个人之间将不会说话，也不会有身体接触。戈尔耶夫斯基看到这个人之后，就知道逃亡计划已经被成功激活了。
戈尔耶夫斯基用了很长时间来思考究竟要不要使用个逃亡计划。他的妻子蕾拉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已经被苏联政府接回了国内。即使是一个人逃亡，英国人也无法保证他能活着离开苏联，四个人一起逃亡的成功率就更低了。
除了成功率之外，蕾拉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叛逃也是一个问题。直到现在，蕾拉现在还不知道他给英国人当间谍的事情。他只是解释说有人嫉妒他在伦敦的职位，所以向高层打小报告撤了他的职。蕾拉作为一名自豪的苏联将军的女儿，是否愿意放下国内的一切，和他一起背叛苏联、流亡海外？如果他们在逃亡过程中被抓，蕾拉一定会被当做从犯被抓起来。是不是不告诉她真相反而更好一点？
一天晚上，戈尔耶夫斯基把蕾拉叫到了阳台上，在车流声的掩护中半开玩笑地问她：“你这么喜欢伦敦，不然我们什么时候一起移民到伦敦生活怎么样？”
蕾拉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回答说：“开什么玩笑，别说傻话了。”
戈尔耶夫斯基深吸了一口气，马上转到了其他话题。他在11年前已经选择背叛了自己的祖国，但他的妻子显然并不打算这样做。他必须要抛弃自己的家人，独自逃亡了。
蕾拉的父亲在阿塞拜疆有一间小别墅，他让蕾拉带着两个外孙女到那里去过暑假。蕾拉和两个小女孩高兴地答应了，完全不知道戈尔耶夫斯基已经决定逃亡到国外了。
在出发去阿塞拜疆的那一天，戈尔耶夫斯基送她们去了火车站。然后他们在火车站旁的超市门口道了别。戈尔耶夫斯基知道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见到妻子和女儿了，但他什么都不能说。他想要再抱一下两个女儿，但两个小女孩早已兴奋地跑进超市挑选玩具去了。蕾拉也只是匆匆地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就头也不回地追进超市里去了。这就是他和妻子以及两个女儿之间的道别。
1985年7月15日，星期一。戈尔耶夫斯基从公寓的书架上取下了他珍藏多年的一本莎士比亚戏剧集，把它丢进了一盆水里。十分钟后，他把这本书捞出来，书的硬装封底已经被泡软了。他小心地用刀子划开封底，从里面抽出一张用塑料包裹着的纸。这张纸上详细地记录了逃亡计划中的所有细节。他反复地阅读，直到把每一个字都记在心里。
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把这张纸放在床头柜上，旁边放着一盒火柴。如果有人半夜破门而入的话，他也来得及把它烧掉。
第二天是星期二，也是他将向军情六处发送信号的日子。他又最后读了一遍放在床头柜上的那张纸，然后把它烧掉了。
这一天晚上，戈尔耶夫斯基在19:30准时来到了面包房外的人行道上，手里拎着一个西夫韦塑料袋，点燃了一根香烟。他等了又等，却一直没有等到他要找的那个人。到了19:45，就在他准备要离开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拿着绿色袋子的人朝他径直走了过来。当与戈尔耶夫斯基擦肩而过的时候，这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条巧克力棒咬了一口，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掉了。戈尔耶夫斯基知道，逃亡计划已经成功启动了。
按照计划，戈尔耶夫斯基下一步要做的事是在三天后，也就是周五晚上坐上开往列宁格勒的通宵火车。
周三，戈尔耶夫斯基离开了公寓，前往火车站。他首先需要买好一张车票。他在不同的地点之间转来转去，用尽他在间谍学校里学的技巧来甩掉跟踪他的克格勃特工。他在迷宫一般的百货商店里绕来绕去，然后在某个拐角突然加速奔跑了一段距离后拐进了楼梯间。之后他又先后搭乘公交、出租车和地铁来到了火车站。在这里他用现金买了一张周五傍晚17:30出发开往列宁格勒的车票。
星期四，在逃亡的前一天，戈尔耶夫斯基去看望了自己的妹妹和母亲。不论逃亡成功与否，这都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这两位亲人了。当然，关于逃亡的事情他一个字都没说，连一丝暗示都没有。做他们这一行的人必须要懂得克制自己的情感。
他在回家后甚至还特意打电话给妹妹，约好了下周见面的时间。当然，这只是用来麻痹克格勃的。下周，他要么在英国，要么在克格勃的监狱里。
在2800公里外的伦敦，军情六处的情报人员们也忙碌了起来，开始为几天后的行动做准备。按照程序，在正式执行这个计划前，他们还必须得到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批准。
周四，军情六处局长来到了位于唐宁街的首相办公室。撒切尔夫人这一天并不在伦敦，而是在苏格兰的城堡里陪女王度假，接待局长的是首相的私人秘书。局长告诉秘书，他需要首相批准一个从苏联境内营救一个人出来的特别行动。局长不能透露这个人的具体身份，即使向首相也不行。他只是把这个人称作“柯林斯先生”，然后简略地交代了行动的细节。
秘书同意向首相本人请示此事。但该怎么告诉首相呢？电话线路是不够安全的，所以他必须当面向撒切尔夫人请示。于是，秘书当天下午离开了唐宁街，独自来到了希斯罗机场，坐上了一班飞往苏格兰的飞机。
降落在苏格兰的阿伯丁后，首相秘书租了一辆车子，在倾盆大雨中向城堡驶去。当天晚上，秘书在城堡里见到了首相，他简单复述了营救行动的要点以及可能引发的外交风波。首相很快就批准了这次行动：“如果我们答应过要救他，那就必须说话算数。”
1985年7月19日，星期五，逃亡的日子到了。下午四点，戈尔耶夫斯基最后一次离开了自己的公寓，前往火车站。他马上就要永远离开这个国家了，但却不能跟任何亲人道别：他的妻子、女儿、母亲和妹妹。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摆脱克格勃派来的跟踪者。他穿上了一套运动服，来到一座种满树木的公园里假装跑步。他快速地跑步穿过公园，然后又穿过了好几家商店——前门进，后门出。最后，他钻进了地铁站里。在这里他使用了各种标准的反跟踪手法：在地铁门关上的前一秒再冲进地铁；每隔几站就下一次车，等下一辆列车抵达后再上去；假装磨磨蹭蹭要上车，等到站台上所有人都上车后突然转身离开。
17:30分，戈尔耶夫斯基准时乘上了列车，找到了自己的铺位躺了下去。列车在第二天凌晨抵达了苏联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戈尔耶夫斯基第一时间下了车，然后在火车站外找了一辆黑车，要求司机带他到芬兰车站。（芬兰车站并不在芬兰，而是列宁格勒的一个火车站。列宁在1917年回国时就是在这里下的车。）
在芬兰车站，他又坐上了一列7:05出发的开往小城绿戈尔斯克（Zelenogorsk）的火车。这里距离苏联和芬兰的边境线只有80公里。戈尔耶夫斯基在早上8点25分抵达了绿戈尔斯克。按照逃脱指引，他要在这里坐上开往维堡（Vyborg）的公交车，然后在路上找到836号里程碑——距离莫斯科836公里处的一个标记——然后在附近下车。10:30，他顺利地找到了这个地点。军情六处的人和他约好14:30在这里见面。他早到了整整四个小时。
与此同时，两名在外交人员身份掩护下的英国情报人员带着他们各自的太太和一名婴儿正开着两辆车赶往会合点。前一天晚上，两家英国人在自己的公寓里进行了一段表演式的对话，让窃听中的克格勃认为他们此行是为了到芬兰的赫尔辛基去看医生。两辆车子的前后一共有四辆克格勃的车子在跟着他们，一辆在前，三辆在后。这是克格勃对境内的外国外交人员所做的例行监视。
英国人故意把两辆车子开得一会快、一会慢，让克格勃难以和他们之间保持固定的距离。在接近会合点时，两辆车子突然加速，和后面的三辆车拉开了一段距离，然后在一个拐弯处开进了路旁的小树林里躲了起来。三辆跟在后面的克格勃车辆没有发现，急匆匆地开过了小树林。
在这里，英国人找到了趴在草丛里、浑身上下脏兮兮的戈尔耶夫斯基。他们把他藏到了在车里，整个过程花费了80秒钟的时间。
至于戈尔耶夫斯基当时到底被藏在了车里的什么地方，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戈尔耶夫斯基说自己当时被藏在了汽车后备箱中特制的夹层里。但另一位退休的CIA情报官员后来透露说，英国人的处理方式比这个要复杂得多。大家可能都注意过，在一辆车的后排地板中间的位置通常会看到一个高高的隆起，这是汽车放置传动轴的地方。英国人驾驶的车辆经过特别的改造，传动轴被挪动到了靠近门边的位置。这样，原本用来放置传动轴的地方就可以用来藏一个人了。
总而言之，英国人用某种方法把戈尔耶夫斯基藏进了他们开的一辆车里。然后，两辆车子离开小树林，继续朝苏联和芬兰的边境线开去。
行驶了一段距离后，他们看到了三辆停在路边的克格勃车辆。车上的人全都下了车，站在路边焦急地等待着。看到英国人的车子重新出现，他们都松了一口气。当英国人的车子一开过去，他们立刻都上了车，继续跟在后面。
之后，两辆车子顺利通过了边境检查站。莫斯科时间14:15分，他们进入了芬兰。他们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只要莫斯科现在打来一个电话，芬兰边境警察就会立刻把他们截回去。车上的英国人现在还不敢把戈尔耶夫斯基从车里放出来，他只能在车里放起了交响乐“芬兰颂”，来告诉戈尔耶夫斯基他们已经来到了芬兰。
二十分钟后，两辆车子驶进了路边的树林里。另外三名特工在这里等待着戈尔耶夫斯基的到来。他们把浑身被汗水浸透、快要窒息的戈尔耶夫斯基从车里拖了出来，给他换上了干净的衣服，递给他一本早已准备好的假护照。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他们必须继续一刻不停地逃跑。在芬兰境内，克格勃仍然可以为所欲为。
他们坐进一辆新的车子再次出发，朝着北极圈的方向一路狂奔，只有在加油和吃饭的时候才停下来。星期天早上8点，他们抵达了位于北极圈附近的芬兰边境小城卡里加斯涅米（Karigasniemi），并在这里进入了挪威。他们现在终于安全了，因为挪威是北约组织成员国之一。
这时距离周五下午莫斯科的克格勃跟丢戈尔耶夫斯基已经过去了40个小时。在这40个小时里，我们无法知道克格勃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许负责跟踪的特工不敢向上级汇报，而是选择回到戈尔耶夫斯基家外等着，指望着他晚上自己回家。也许他们在莫斯科进行了搜索，但没有找到戈尔耶夫斯基去了哪里。
在挪威休息了一晚之后，戈尔耶夫斯基在第二天乘坐民航经由奥斯陆转机安全抵达了伦敦。军情六处兑现了他们的诺言。
在苏联，克格勃逮捕了戈尔耶夫斯基的妻子蕾拉，对她进行了长达八个小时的盘问。蕾拉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她什么都不知道。她甚至是从审讯者的口中才第一次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为英国人工作的间谍。在这之后，她一直处于克格勃的严密监视之下。她无法找到任何工作，她的朋友也全都和她断绝了来往。
英国政府尝试了各种方法来把蕾拉和她的两个女儿弄回英国。他们曾经试图和苏联政府达成一项秘密交易来把戈尔耶夫斯基的家人交换回来。但遭到了苏联政府的拒绝。
一直到整整六年后，在苏联解体前三个月，蕾拉和两个女儿才被允许离开苏联。她们在1991年9月6日抵达了伦敦的希斯罗机场。戈尔耶夫斯基在机场等着她们。
一家人终于团聚了，但他们之间的信任早已荡然无存。对于蕾拉来说，戈尔耶夫斯基在多年前独自做出的选择毁掉了她原本幸福的生活。他们的全部婚姻都建立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之上。两年后，蕾拉结束了与戈尔耶夫斯基的婚姻，带着两个女儿开始独自生活。两个女儿也不再使用戈尔耶夫斯基这个姓氏。
多年前做出的选择究竟是否值得，恐怕只有戈尔耶夫斯基自己心里清楚。
在成功地从克格勃手中逃脱后，苏联的一个军事法庭对戈尔耶夫斯基进行了缺席审判，他因犯有叛国罪被判处死刑。虽然苏联已经解体了，但很难说俄罗斯人是不是会选择在英国的土地上执行这个判决，以警告俄罗斯情报机构内部潜在的叛徒。俄罗斯人并不是没有这样干过。
2016年11月1日，叛逃至英国的前克格勃军官利特维年科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在入院后，医生在他体内检测出了高浓度的剧毒物质，这表明他被人下了毒。三个星期后，利特维年科在医院死亡。有人怀疑此事是俄罗斯政府所为，但无法找到证据。
2018年3月4日，曾经为军情六处工作、现定居英国的另一名俄罗斯前情报人员克里斯帕尔和他的女儿被人投下了神经毒剂。父女两人被紧急送进医院后捡回了一条命。英国政府声称此事为俄罗斯特工所为，但俄罗斯政府对此进行了否认。
今天，戈尔耶夫斯基以化名生活在英格兰某处一栋隐蔽的房屋里。军情六处仍在为他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安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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