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4月6日，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一天的纽约下着细雨，天气显得有点阴冷，在联合国任副秘书长的苏联人舍普琴科。离开了位于纽约哈德逊河畔的家中之后，径直走向第三大街与第四大街交叉路口。在这里一个闭塞的角落里永远停着一辆白色的小轿车。轿车里坐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他会天天在这里等候舍普琴科。今天终于等到了。三天以后，美国国务院宣布，苏联公民，现任联合国任副秘书长阿尔卡迪.舍普琴科向美国政府提出政治避难。此事顿时成为国际头条新闻。
阿尔卡迪.舍普琴科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医生家庭，由于母亲是犹太人的缘故，舍普琴科从小就同情犹太人。对苏维埃的感觉很淡漠，而自幼聪慧的舍普琴科在1949年成功考入莫斯科国际学院。由于学习和工作的原因，莫斯科国际学院的学生可以阅读了大量的西方书籍好报刊以及影视作品。舍普琴科在阅读接触了大量的欧美文化以后，开始对苏联的制度产生了怀疑，他的信仰就此发生了动摇，但舍普琴科知道，此时如果他表露出任何对西方国家的向往就会开除学籍，因此在表面上他不得不伪装成忠于苏联，更加忠于苏维埃制度。舍普琴科毕业以后由于成绩优异，精通三国外语得以进入苏联外交部工作。在1973年，43岁的舍甫琴科以苏联资深外交官的身份成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同时他也是苏联克格勃的间谍，在1975年他又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充当间谍，在充当美国间谍时间内，舍普琴科将大量有关苏联的情报交给了美国中情局，1978年事情败露，他踏上了叛逃之路。而克格勃也对他展开了千里追杀。死神随时都有可能降临。
舍普琴科之所以能够在43岁就成为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的老领导原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推荐。舍普琴科在25岁的时候就认识了葛罗米柯的儿子，二人是莫斯科国际学院同班同学，由他结识了当时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虽然只是短短几次的接触，葛罗米柯对于舍普琴科的才干十分欣赏。1957年葛罗米柯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长的时候，舍普琴科就被招到了葛罗米柯外交部任职。前往英国出任翻译，成为一个普通外交官，就此他的命运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
在1962年夏初，舍普琴科被派往美国，在苏联驻美大使馆任参赞，在美国这一时期，舍普琴科看到了真正的美国，为此他倾心不已，由于他工作环境他觉得美国富足和强大，在1969年的时候，舍普琴科开始担任葛罗米柯机要秘书，1973年，经苏联外交部推荐，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正式任命舍普琴科为联合国副秘书长，成为苏联在联合国的最高职务获得者。就在他前往赴美就任之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召见了他，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伊利诺夫中将亲自与他进行会谈，希望他，不，更确切地说是要求舍普琴科利用他工作上的便利，为苏联提供各种情报，舍普琴科虽然不是职业特工。但也不敢拒绝克格勃要求，不过舍普琴科感到十分的郁闷，因为他本人不愿意从事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对于这一任务让他感到十分的难堪，但是他又不敢拒绝。只得是虚与委蛇勉强答应。
在联合国总部工作期间，舍普琴科的面部表情变得十分的明显。美式的富足生活生生地在他面前展开，舍普琴科的信仰基础已经坍塌，他情绪变得起伏不定。长期的外交工作让他变得十分敏感和小心谨慎，自从来到美国之后，舍普琴科几乎每时每刻都感到有人在背后跟踪他，他觉得自己被限制得太紧了，简直一点自由都没有，事实也正是如此，虽然他贵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直接联合国负责，他的7.6万美元薪水都是联合国给发给他的。但舍普琴科一言一行就必须得到苏联政府的首肯，而且随时都会遭遇克格勃的监视，联合国总部里有很多克格勃安插进来的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舍普琴科心中有了与苏维埃政权决裂的念头，他要想过自己的生活，不被任何政权所左右与监视，也不被任何组织所利用，他要过一种美国化的，私人化的生活，一种自由主义的生活。
要是有人认为舍普琴科从一开始就想为美国人充当间谍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他并非自愿当间谍，然而不管是不是自愿给美国人当间谍，投敌叛国这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毕竟是他自动投靠的，而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拉他下水的，难道为了所谓的自由就可以背叛自己的祖国吗？这似乎也并不准确，是否真的如他在自传中说的那样：“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间谍，也不认为我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一贯热爱苏联，今后将永远如此，在我这一生中有一个较为短暂的时期和美国政府合作，帮助美国更了解苏联这个政权和它的所作所为，对于这个政权我了如指掌并逐渐产生了憎恨之心，我所背叛的只是这个政权以及支撑这个政权的社会制度”，而苏联政府对此驳斥道：“任何一个背叛祖国的人，都不会认为自己背叛了祖国，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国者”。
也许正是对苏维埃制度日渐产生的憎恨之心，促使舍普琴科逃离出去，他想来想去最终决定通过自己在联合国公总部工作的关系，寻找可靠的美国人来帮助他。在1975年的某一天，舍普琴科在联合国总部的走廊里和一个美国朋友邂逅，他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位朋友或许就是能够帮助他的美国人，因为此人在美国国务院和很多美国机构都有着值得信赖的关系网。
于是舍普琴科告诉他，他有重要的事情协商，并约定第2天午餐时间跟他一起散步，然而当两人第2天在联合国总部见面的时候。天正好下起了大雨，只好取消了原定计划，并约定在下个星期将召开一次联合国外交晚宴和这位美国朋友见面。外交晚宴的时间终于到了，在一个僻静的角落，舍普琴科悄悄地对他的朋友说出了他的叛变计划，舍普琴科紧张地说：他已经做出了与苏联政权和苏联政府彻底决裂的决定，这是太不同寻常，所以他特别希望在事前能够了解到自己所向往的美国政府能否接纳于他，如果他向美国政府提出政治避难的话，美国的反应将是如何？
这一句话确实吓到了美国朋友一大跳，这简直不像是一个身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人说的话，他竟然要与苏联决裂，这会是真的吗？这不是钱的问题，舍普琴科无疑是苏联精英人士，在地位，事业和金钱上他是毫不欠缺的。朋友露出很惊讶的神情，并表示这事开不得玩笑，当确认这一切是真的时候，美国朋友便对舍普琴科说：他愿意尽全力帮忙，不过此事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因为毕竟神通广大的克格勃无孔不入，最后双方约定了在三天以后的联合国图书馆会面。三天以后，来到联合国图书馆约见美国朋友，舍普琴科的美国朋友在图书馆约定的图书里放了一张字条，字条上说第2天下午3点在联合国大楼附近的某某书店与华盛顿来人见面，第2天下午大约3点与美国朋友见面以后，经过几次协商，最后双方终于约定在星期五晚上8点与9点之间会面。
到了约定时间，舍普琴科来到秘密地点，与来自华盛顿来的中央情报局人员见面，这次舍普琴科知道此人名叫罗伯特.约翰逊，在两人会面过程中翰逊很少说话，他更多地是在倾听舍普琴科一个人滔滔不绝的讲话，约翰逊总称是聪明的，他知道怎么控制舍普琴科，因为他要想让舍普琴科成为一名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间谍。舍普琴科想叛逃，而美国希望舍普琴科为美国服务，对于要他成为一名美国间谍的要求，舍普琴科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同意，他在投奔美国之前，舍普琴科他只是要与苏联结束过去，而能够过上一种美国式的自由的生活，而不是成为一名为美国中情局服务的间谍。毕竟他现在还是克格勃的间谍，为何美国和苏联都让让他间谍，难道他具备当特务的潜质。
听到舍普琴科的拒绝，约翰逊对此解释道，不是让他当间谍、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充当间谍，只是要他为中情局提供一些情报而已。只不过是让他把苏联外交部给他的文件复印一份给中央情报局一份即可，而且中央情报局会给予他绝对的安全保障和丰厚的待遇，约翰逊还表示中情局还绝不会让舍普琴科陷入困境，不会派他去搞什么跟踪窃听，偷拍。也不会让他窃取什么秘密文件，但凡需要一点特殊技术的事情都不会让他去做，当然他也知道舍普琴科这些特殊技能他也不会。而且约翰逊告诉他，如果一旦感到危险，可以随时前往纽约XX大区第三大街与第四大街的X号，那里永远会停着一辆白色的轿车，只要他做上这辆轿车就可以绝对确保他的安全。
现在的约翰逊正在竭力的地诱导舍普琴科为中央情报局所用，因为中情局很清楚，一位苏联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分量，这位负责国际裁军问题的专家，一个曾经在苏联外交部任职的重要性，这样人肯定知道有关苏联的政策以及动向信息，知道联合国内部大量的重要信息，不仅是政策的执行者，而且还会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只要说出这些信息中情局就受益不尽了。而这个时候舍普琴科才终于明白，自己刚从克格勃的深渊跳出去，又跳进了中情局的深渊，他陷入到一种身不由己的境地，现在的舍普琴科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他现在必须跟中情局合作。不然的话，中情局很可能会对他进行举报，到那时候一切都完了，无奈之下，舍普琴科决定与中情局合作充当一名间谍。
第1次见面后不久，中情局又派特工对舍普琴科进行跟踪，防止舍普琴科是克格勃派来的探子与钓鱼执法者，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还给舍普琴科拍了照录取了指纹，此时是舍普琴科明白了，他已经是越陷越深。他是是害怕，因为他很清楚背叛祖国的下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对叛徒心慈手软，如果被抓到他的命运将是悲惨的，但现实的环境又迫使舍普琴科不得不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展开合作，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不要合作太久，至多几个月。时间越长越危险，然而让舍普琴科没有想到的是，他与美国中情局的合作到了1976年还没有收手的意思，所以他一再要求立即前往美国政治避难，但美国一再拒绝了他，并且告诉他，美国政府已经在瑞士给他开了一个特别账号，除了他本人之外，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提取，但对于舍普琴科而言，他在苏联也是特权阶层，钱他是不需要的。他现在还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服务，泄露国家是核心机密，舍普琴科害怕自己有一天突然被召回到莫斯科，现在虽然没有被召回，他也害怕克格勃的特工对他进行的监视。
舍普琴科按照中央情报局的要求，将大量的绝密情报告诉给了美国人，当然他也为此获取了巨额的财富，这些情报包括克格勃潜伏在美国大使馆中潜伏的特工，苏联在乌拉尔地区开发油田的情况，苏联在核武器谈判中的立场，甚至连克里姆林宫的内幕新闻都有，这些情报使得美国政府十分兴奋，为了使双方的秘密交往不泄露，让舍普琴科通过外交口袋邮件的形式向中央情报局发放情报，所谓口袋邮件就是可以回避克格勃的检查，直接由外交官往返携带的私人信件，虽然这种信件的安全性要大得多，但舍普琴科依旧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大量的机密情报外泄。克格勃很快地就意识到内部出现了叛徒，因为自从在1977年开始。美国政府对苏联的外交政策立场一清二楚，自然引起了苏联政府的怀疑，苏联政府意识到要不是自己内部出现了美国间谍，美国人不可能知道这么多这么清楚，那谁是苏联内部的间谍呢？这个间谍又会是谁呢？苏联克格勃对此展开全面调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克格勃终于在1978年取得了实际性的进展，他们发现能够给美国政府提供如此重要并且有预见性的情报只有三个人。一个是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大使多勃雷宁，一个是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还有一个就是联合国副秘书长舍普琴科，为了从他们三个人中间找到真正的美国间谍，克格勃为此做了一个“局”。苏联外交部给他们三个人发送了一份原始唯一的绝密情报。随即分别对他们进行跟踪与监视，结果发现这份绝密情报传送给美国人的正是联合国副秘书长舍普琴科。
对于克格勃来说，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把舍普琴科召回到莫斯科以儆效尤。1978年年末，苏联驻联合国办事处收到一份急电，这份急电来自莫斯科，通知舍普琴科等十六个人赶回莫斯科开会，本来就剩下敏感的舍普琴科立即意识到，这不是召回他开会，而是要逮捕他，其他十五个人不过是掩护，很明显他本人已经暴露，这是一场鸿门宴，他绝对不能回到莫斯科，舍普琴科决定叛逃，当然他表面上还要伪装成一副要返回莫斯科的样子，以免遭到克格勃的当场抓捕，舍普琴科觉得应该说服自己的妻子金娜一起去美国，但是他又害怕，担心一旦说出真相妻子会告发他，所以舍普琴科没有对妻子提起此事。想来想去，他决定还是给妻子留下一封信，说明他叛逃的原因并劝说她留在美国，又给妻子留下20万美元备用，而且告诉妻子，只要留在美国克格勃就不敢轻易抓捕她，办完这一切之后，舍普琴科按照计划前往约定地点，坐上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来接他的汽车叛逃了。
舍普琴科很快就要被中央情报局安排到了秘密住所，他算是安全的，第2天，舍普琴科又给妻子金娜打电话，没想到接电话的却是一个陌生的男子，这名陌生的男子告诉舍普琴科，他的金娜不在家，舍普琴科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家已经被克格勃控制，说不定自己的妻子已经被带回莫斯科，事实上正是如此，1978年4月9日，苏联当局已经将金娜遣返回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舍普琴科以自己是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身份给莫斯科去了一封信，通过律师跟苏联驻美国驻大使馆交涉，想救出金娜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然而克格勃表示，只要舍普琴科返回莫斯科苏联政府既往不咎，舍普琴科没有回去，他对克格勃并不信任，大约一个月后，他的妻子服安眠药自杀。
舍普琴科叛逃以后，克格勃开始对几年来，舍普琴科在美国活动进行了详细有彻底的调查，他们发现舍普琴科虽然只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充当间谍的时间只有两年，但苏联政府所遭受的损失二十年也无法补偿，每个月中央情报局在给舍普琴科的美元都不低于15000美元，这些收益都远远高于他的工资水平。而且舍普琴科给中央情报局泄露的情报数量和重要性十分惊人，通过他们在联合国任职的经历，舍普琴科对苏联外交部的工作方式了如指掌，他知道苏联最高领导人之间的谈话内容，知道苏联政策的发展方向，知道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动向，作为联合国负责国际裁军问题的副秘书长，舍普琴科当然也知道苏联的军备情况，毫无疑问，他将这一切都告诉了中央情报局，舍甫琴科已经犯下叛国罪，而舍普琴科始终不认为自己叛国，苏联克格勃当然不会饶恕他，他躲到了美国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保护，克格勃几次暗杀他都没有成功。
舍甫琴科到底叛逃后去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化名叫伯恩斯坦来到了华盛顿，他在那里结识的一个叫查韦斯的22岁应招女郎，并和他一起同居，其实这一切都是中央情报局安排的，为的是让他心情，1979年10月看到目的已经达到，中央情报局暗中策划让这位应召女郎从舍普琴科面前消失，1979年末舍甫琴科又在美国结婚婚，他在华盛顿郊外买了一栋房子，过起了安定的生活，另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在大学里找到了一个国际政治的教师工作开始了他平静而寡淡的教学生涯。
舍甫琴科将自己为中央情报局充当间谍和最后叛逃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名叫《与莫斯科的决裂》，书中不过是对自己行为进行辩解，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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