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阿波丸”号巨轮沉没之谜
作者：罗学蓬
中国政府依据美国人提供的财物清单，并综合日本、英国、联邦德国提供的大量情报，对“阿波丸”装载财宝，有了一个大致的估算。这批财宝包括：
黄金40吨
白金12吨
钻石15万克拉
总价值按照当时市价估算，约合50亿美元之巨！
尤其令中国领袖兴奋的是，尼克松送来的那份清单里，竟然还有已经神秘失踪多年、举世瞩目的“北京人”头盖骨！
难道1941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真的就躺在万顷碧波之下，等待着被人们再次唤醒？
1972年，日本港湾代表团访华，提出允许日本一家打捞公司打捞“阿波丸”，并向中国政府提供了击沉该船的美国“皇后鱼”号舰长拉福林关于击沉情况的报告和其他一些资料。
1973年7月和8月，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三次来信，要求打捞“阿波丸”，并提供了沉船内装载的重要物资种类和数量。
1976年4月和6月，美国国际打捞公司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联络处联系，要求到台湾海峡用360个工作日打捞沉船。
由于打捞“阿波丸”沉船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水域的管辖权，而且该海区又处于中国福建前线军事戒备状态之下，因此所有的要求均未获得同意。
1977年，将军出身的交通部叶飞部长，在打捞人员找到“阿波丸”后第10天召开的“77·13工程”领导小组会议上，曾豪气冲天地阐述了中国人在打捞沉船上的观点：
“这个问题，从1975年开始到1976年，日本向我提出过一次照会，并两次通过民间渠道，第三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我们提出照会，提出打捞。交通部、外交部商量了一下，认为沉船位置在我们领海线内，我们要保卫主权，明确拒绝了。接着，美国又来了两次照会，提出打捞，我们同样拒绝了。去年8月，我们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写报告，提出自己打捞。根据同日本交涉提供的材料，美国提供的位置，我们找到了‘阿波丸’。5月1日我们开始打捞后，发表公告划定了作业区，宣布了禁区范围。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干这个买卖。日本船只经常靠拢我们，看我们怎么搞，有没有本事完成这个作业。这在我国是第一次。海军、交通部都是第一次，是第一次长期深水作业。在世界上也是一个新问题。他们不太相信我们有这个本事。认为我们没有办法时还是会求他们。英国‘利士顿公司’也想捞，提出要和我们技术合作，我们拒绝了。西德也想，提出和我们技术合作，我们也拒绝了。法国也想，也作出暗示，都想插一手。这个任务是经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李副主席亲自批准的，打捞任务首先体现出的是政治上的伟大意义，证明了中国人有力量、有能力打捞它。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
事实上，难度对当时的中国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研究“阿波丸”沉船的国际著名专家福密接受一家日本财团的聘请，带着专船前往台湾海峡进行实地搜寻，甚至潜入中国领海牛山岛一带——这让他有机会在“阿波丸”和巨额财宝头顶上飘然掠过，与一些曾经捡到过“阿波丸”上的货物，诸如橡胶捆包之类的海盗有过接触。如果他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和合法的权力，在中国领海展开更为全面、细致、深入的搜寻，那么，他或许就真的大功告成了。
现实是，福密得不到这一重要的条件。
福密在回到日本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怅然若失、感慨万端地说道：“过去曾经被许多人寻找过的‘阿波丸’现在深深地长眠在台湾海峡，和许许多多死难者的灵魂在一起，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可惜现在仍然不知道‘阿波丸’沉船的确切地点。我们姑且不论那些令人心惊肉跳、夜不能眠的巨大财宝，只为了现在还未得到祭奠的亡灵，也希望能够尽早地发现他们长眠的位置。”
长久以来，揭开“阿波丸”的谜底，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热点和焦点。
４蚂蚁啃骨头般的深海打捞
一转眼到了1976年年底，“文革”浩劫刚刚画上句号，一份专题报告和一封长信就摆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的案头上。
这份报告产生于当年7月在青岛举行的一次交通部与海军的联席会议。交通部上海打捞局高级工程师邹积宝，根据该局所掌握的国内外相关情报与信息，提出了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测量船，对“阿波丸”进行独立勘测的计划与具体方案。上海方面的意见是：一旦勘测到了就立即着手打捞，勘测不到则作为一次例行的测量任务。
当时，邹积宝所代表的上海打捞局的意见并未在会上得到与会领导的肯定或否定，邹积宝发完言，见无任何反应，也就认为没戏了，会议完后便悻悻地返回了上海。
谁知到了11月份，邹积宝得到通知，叫他赶快到北京向高层汇报。到了北京才知道，他在联席会议上的发言已经引起了高层领导的极大重视，当时与会领导未表态，不是不重视，而是因为事关重大，需以专题报告的方式向上请示后才能表明态度。
当时会议结束后，与会的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便立即写了一封长信，会同会议报告一并送到了李先念手中。刘道生信件的基本内容就是转述了邹积宝代表的上海打捞局的意见，并提议由海军和交通部一起组织打捞。他认为：时机已到，时不我待。
李先念看完信后，提笔写下批示：“海军积极，交通部也应该积极。”
很快，刘道生的信又转送到了中央军委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成员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手中，而且全都作了圈阅和批示，并指示由交通部和海军联合主持此事。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困难时期，政府所要做的工作更是千头万绪。不过，即使这样，寻找打捞“阿波丸”的计划，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心中，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上海韩哲一副市长到北京向李先念汇报打捞“阿波丸”一事，话刚出口，李先念便伸手指着墙上打断他：“不要汇报了，你看看墙上。”
墙上挂着一张翻拍的“阿波丸”大照片。
对于“阿波丸”所装载的宝物，交通部领导也同样满怀憧憬。叶飞部长在天津作报告时问台下的干部：“你们现在每月的猪肉定量是多少啊？”回答：“半公斤。”叶飞：“我告诉你们，我们把‘阿波丸’打捞起来是个什么概念？”旋即霍地站起，眉飞色舞，提高声调说道，“全国人民一人一头猪，我的个伙计，一人一头猪啊！”
当众多国际探宝者纷至沓来的时候，一直稳坐不动的中国人开始行动了。
1977年4月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向海军、交通部和福州军区下达了编号为国发77年13号文件，明确指示，同意勘测打捞“阿波丸”沉船的方案，即后来的‘77·13工程”，打捞工程的基地，设在中国福建省的平潭岛。
很快，平潭县奥钱镇前进村的渔民被组织到了镇里。县镇两级领导告诉渔民，中央已经决定打捞一艘沉没在牛山岛附近海底的日本沉船，但还弄不清楚沉船的准确位置，所以组织渔船出海，到牛山岛东北方向进行联合作业，用拖网查实沉船的准确位置。
地方政府一共组织了10条20匹马力的渔船，每条船上有15名渔民。
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渔民们拿出了捕蟹虾专用的渔网。这种渔网最大的特点是可以相互连结，形成长达十几公里的巨大网阵，在海底拖行。一旦渔网被障碍物挂住，他们就在海面设立一个浮标，并向上级汇报。
与此同时，参与打捞前期准备与军事保障的相关部门迅速集中到平潭岛上。粮食、蔬菜、药品、肉禽蛋、各种打捞器材等大批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到岛上，为即将到来的深水打捞工程，作好一切铺垫工作。
4月27日凌晨，此前刚升任交通部部长顾问，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张智魁，亲率以交通部上海打捞局3100吨的“沪救捞3号”为指挥舰，2600匹马力拖轮一艘和海军的测量船一艘，救生船一艘，海军的101、403两艘猎潜艇组成的庞大打捞编队，在厦门前线隆隆的炮声中进入福建平潭，在岛上设立了打捞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