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9期
黑幕下的亡魂
作者：胡健国
“我是小陈，天津的陈明生啦，那晚在北海……”
“哦，是你。”他从此人文雅的京腔想起了那夜的事情，不由苦笑了一下。
“服务员，来一瓶二锅头。”陈明生热情得很。
烧酒一下肚，伍卫东更消沉了，他只顾喝，一杯接一杯，半斤二锅头光了，他还要喝，陈明生将杯子抢了过去。伍卫东红着一双眼，张着嘴，欲说什么，又没说出来，“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陈明生怕他酒醉说露嘴，急忙付了账扶着他走出店门。
他们到景山的石凳上坐了下来。此时，伍卫东已经清醒多了，他抓着陈明生的手说：
“小陈，我们相识不久，但我已经把你当成了我的亲哥哥。只是，有一件事我向你讲了，你要保证不向别人讲。”
“嗳，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好，我发誓……”
“不用了。我告诉你，我，我杀死人了！”
“什么？那人是谁？”
“就是那晚你见过的大个子周闯。”于是，他便将八达岭事件的过程详细叙述了一番，当然，那些肉麻的细节他还是不好启齿。
“这事又没有人知道，谁会怀疑是你干的？”
“唉，问题就在这里，偏偏有人给照了像。”于是，他又将今天下午一个老头子送信给他的事又讲了一遍。
“这就不好办了，照片呢？”
“我烧了。”
“烧了倒是好，只是别人有底片……”
“是呀，这件事一传出去，我只有死路一条了。”说着他又快哭了。
“要赶快想办法呀，时间一久，难免会……”
“我有什么办法？我还只20几岁，人生的路才开始，就……”伍卫东又哭了。
“办法，办法？……”陈明生故作深沉状。
“老兄，你要救救我呀。”说着，他便要向陈明生下跪，被陈明生拉起。
“你这事让我想起我们单位的一个人来。”
“什么人？”伍卫东急切地追问。
“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单位一个青年人的伯伯在法国，以前曾给他寄过钱写过信，他也曾将国内的什么资料寄给了伯伯。谁知这次抄家，把他伯伯的信给抄出来，造反派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国际间谍，将他批斗了一番，正准备送交专政机关，他为了避难，逃到香港去了。”
“这岂不是叛国？”
“但总算能保住性命呀。”
“是呀，保住性命比什么都重要。”
“你现在也是保命要紧啰。”
“可我，能逃得掉吗？何况我的父亲还是一个高级干部。”
“这有什么，越是高级干部的子女，到了那边越吃香哩。”
“我不想这么年轻就去死。”求生的欲望使他动心了。“小陈，你可要帮帮我。”“这———好吧，谁叫我认识你这个老弟呢。不过，我也要回去问问别人，看能不能找到门路。”
“那我就等着你回来。”
“明天，不，后天傍晚６点半，我们就在这里碰头，你不用带很多东西，免得引起别人的怀疑。还有，这两天你与往常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是不能去找你那位……”
“这我知道，你后天一定要来啊。”在求生与爱情之间，他忍痛抛弃了后者。
一周后，伍卫东在陈明生的策划下逃到了广州。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与十几个在武斗中身负命案的红卫兵一道，偷渡到了香港。
粉色陷阱
1968年8月，香港。
一到香港，伍卫东就改名为吴英伦。他先与“东北帮”内的两个青年在佐敦道以北油麻地一带做起了小生意，见什么赚钱就卖什么。正当他们庆幸能自食其力之时，因为没有向黑社会交“保护费”，一辆马车将他们摆货的木摊架子砸得七零八落。为了生存，吴英伦加入了黑社会组织“和胜义”，被派在油麻地向各黄、赌、毒黑窝和一些无根基的摊贩收取“片费”。初时，他对那些弱者下手时心还发软；后来，干多了也就心安理得了。
他在香港一年，他的父亲也就受了一年的煎熬。伍中义发现儿子失踪，是在吴英伦逃到广州后的第二天。他在从不“设防”的抽屉中拿存折准备去银行取款时，发觉已被人支取了500元，回家又发现桌上的几本“绝密”文件有被偷看的迹象。此时他才想起儿子几天没有归家，开始紧张起来。
第二天，延庆县公安局的造反派到他们造反总部找他，并告知一周前发生在八达岭的血案与他儿子有关，证人是他儿子的女朋友李英姿，证据则是那块血迹斑斑的石头，上面有他儿子的指纹，他预感事情可能会越来越糟。
这天，吴英伦来到湾仔区，进了大佛一带有名的“多凤楼”。这是一家专供外国海员、水兵上岸消遣的销金窟，是半公开的妓寮。
接待吴英伦的是一个20刚出头的姑娘，叫松子。人如其名，温柔秀丽得像个日本姑娘，吴英伦被她的美貌和柔顺快融化了。分别时，这姑娘还扑在他的胸前哭了起来，一副难舍难分的样子。吴英伦激动得也快流下泪来。一个身负命案、流浪在外的青年，远离亲人，在黑暗冷漠的社会中挣扎着求生存，突然遇到一个温柔体贴的女子，怎能不令他怆然泪下呢？
一周后，他再次来到“多凤楼”，女老板问他可有“老相好”，他点了松子的名。不料女人听后轻声告诉吴英伦，松子被父亲拉回家去了，说要卖她抵赌债。最后，老板还告诉了他松子家的地址。
吴英伦按照老板的指点找到了松子的家。前来应门的是一个满身横肉的男人，他粗声粗气地问道：“你找谁？”
吴英伦认为此人是松子的父亲，便客气地说：“请问松子小姐在家吗？”
“找她干什么？”对方极不友好地反问道。
“我是她的朋友。”
“朋友？”语气虽然生硬，却侧身让出了道。
“松子小姐！”吴英伦一进屋便不由自主地叫道。
“且慢！”松子的父亲将门一关，“听说你是和胜义的？”
“是。”吴英伦看着这个男人，谨慎地回答。
“那么，”他不说下去，却将左手拇指、食指弯作圈状，其余三个指头伸直。吴英伦知道这是“洪帮”中“三把半香”手诀，是要他“过五关”了。
果然那人将左手搭在右肩上，瞪着牛眼用目光询问他。
“高溪庙。”
那人又将左手放于右上臂。
“乌龙岗。”
那人再将左手按在右下臂。
“二板桥。”
“哈哈，果然是自己人。松子！”那男人一声大笑，高声唤道。
此时，松子掀帘而出，微笑着说道：“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松子，那老板说的当真？”
松子点了点头，怨恨地看了父亲一眼。那人叹了一口气，说：“我这一辈子，就被一个‘赌’字害了，她母亲……”他见松子的眼睛又红了，“好，我不说了，不说了。”
“大伯，你是欠谁的债？”
“十四Ｋ。”
吴英伦一听大惊，“十四Ｋ”前身即广州解放前夕由“军统”头子毛人凤命“二处”拼凑的洪帮“洪发山”。他们逃至港、九后设坛立陀，自视为洪门正统，常与当地黑帮火并，很快便在香港占有了一席之地。六十年代中期后，它与台湾特务机关联系密切，令香港黑社会不敢对它小觑。
“难道就再也没有办法了？”吴英伦不甘心将松子送入虎口。
“唉……”
“哇！”松子捧着脸哭着跑回房里。
“我倒是听说过么一回事，不知行不行得通？”男人看着松子离去的背影，又看了看吴英伦说。
“什么事？你先说说。”吴英伦急切地追问。
“据说‘十四Ｋ’对自己的兄弟十分关照，如果你是他们的人———”那人一边观察吴英伦的表情，一边试探着说。
“可我是和胜义的人，况且我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和本事。”
“那倒没有什么，黑社会中‘过底’（即由一个组织转到另一个组织）的也不少。至于本事嘛，像我这样的糟老头子他们当然不要，但是像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大陆逃港来的青年据说很受欢迎。只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