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船政学堂的历史地位与中西文化交流
作者：潘懋元
议派遣“天资颖异，学有根柢”的毕业生，分赴英法继续学习造船与驾驶。“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赴英国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之理”。由于洋务派大臣认识比较一致，上奏才11天，就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赞成签转。这在当时官僚衙门风气中，可以说是特例。船政局随即上报具体的章程，包括派遣方案、学习计划、经费预算等。但却搁延达三年之久才成行。表面原因是当时发生日本侵占台湾事件，未暇处理；实际上是各省官员的地方主义，缺乏远见，不愿意援例拨款支持。最后只好减少派遣名额，缩短留学年限，以压缩经费预算，全部预算经费只20万两，均由福建省的厘金、税务与船政学堂经费分摊，即此一端，似也应为福建的重视教育，重视人才，记功一笔。
船政学堂第一批留欧学生，也是中国政府正式派遣的第一批留欧学生，于1877年放洋。在此之前，1875年日意格已先带五名学生去欧洲。它比1872年容闺带领第一批幼童留美不过稍迟3～5年。但在后来的留学教育史上，大书特书幼童留美的历史意义，而对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批青年留欧的历史意义及其深远影响则不甚重视。当然，幼童留美，是中国政府正式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确有开留学教育先河的历史意义，对后来也有很大影响。但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质性收效看，则中国留学教育史更应认真总结船政学堂派遣留欧学生的经验。理由是：
1．幼童留美，并未完成预定计划。预定从外语预备，基础教育到专门教育，应学习15年。1881年全部召回时，前后四批幼童，学习时间仅6～9年不等。也就是说，最多只学完基础教育或加修若干初级技术课程，尚未进入高等专业教育阶段，不可能学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回国后，许多幼童(已是青年了)才考入国内的中等或高等学堂继续求学。如首批留美幼童詹天佑等16人，回国后才考进福建船政学堂的驾驶学堂第八届学生。船政学堂毕业生赴欧留学，是在已学的专业基础上深造提高。对他们的要求是“既宜另延学堂教习课读，以培根柢；又宜赴厂习艺，以明理法；俾可兼程并进，得收速效”。要求他们“凡所学习之艺，均须极新极巧”。[17]但又不限与已有的专业对口，如有愿学矿务、化学及交涉公法等专业，也可根据其能力，分别安排。同时还责成他们将国外新样的船身、轮机、一切军火、水陆机器，觅取图纸，分别绘译，汇送国内。他们在所在国的积极帮助之下，除完成预定的学习计划之外，还选修了许多反映新科学技术的新课程。学成回国时，许多人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超过了造船和驾驶的范围，为回国之后适应多方面需要打下很好的基础。
2．幼童留美，虽非无目的、无计划，但不够明确、不够具体。洋务派大臣的奏章上所提的是：“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计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18]容闳的创议也只提“为国家储备人才”。当然，派一大批幼童到国外从小学读起，学习期间十余年，也只能定下如此笼统的“储才”目标。至于被派的幼童，只知出国读书，读什么书，有什么用，自然更不清楚。而船政学堂留学生赴欧的学习目的，如前所述，明确具体。留学生自身也明确是为使自己的专长“精益求精”，掌握高深的科学理论与最新的知识技术，以建立中国的海军、造船、制造等事业，振兴中华。并且具体知道为期只有3年，回国之后，将担当重任。目的性不明的留学，缺乏吸收西方文化科学精华的自觉性；目的性明确的留学，一开始就自觉主动地留意西方有价值的东西，尽可能多学、学好。所以所有的回国留学生，都能立即派上用场，充分发挥作用。
3．幼童留美作为中国的第一批，在留学史上是有意义的，但其留学实际上并不是成功的。所送幼童，规定为12～15岁，不过略通中文读写。出国之前，先入预备学校学习中文、英文一年，而到美国之后，都得继续学习中文、英文和普通文化科学基础知识，不但年限长、投资多(120万两)，生活管理，诸多困难；而且由于年纪轻，中华民族传统对他们影响不深，西方文化却很快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显然，这同洋务派的“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相违。中西文化的尖锐冲突，必然在幼童留美这一举措上爆发出来。这是导致清政府中途召回全部留美幼童实质性原因。而船政学堂毕业生留欧，都是20多岁青年，他们不论中学或西艺，都已有相当根底。既能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科学的精华，而又不致完全否定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正如斯巴蒂在比较研究了幼童留美与船政学堂学生留欧两事之后说： “这批年轻人不存在丧失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危险。这是因为从年龄上看，赴欧的学生要年长得多，而离开祖国的时间又短得多”。[19]因而他们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能较好地判断、鉴别，使之兼容交融。他们许多人后来成为维新派的人物，既不把西方文化限于“用”的范围，一般说，也很少主张“全盘西化”的。他们对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至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的吸收与传播更富有成效。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更大。同时，他们水平高，吸收快，时间短，投资少的成功经验，对后来中国制订留学政策有重要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有参考价值。现在我国公派留学生必须有大学毕业以上的学历，并有一定工作经验，也就是总结以往的经验，包括幼童留美与船政学堂毕业生留欧的成败经验。
船政学堂留欧学生在文化交流上的贡献，不言而喻，主要是引进了西方的应用技术，也就是所谓“西艺”。但他们在引进西方的法律政治、文化思想上，也起了重要作用。这就突破了“中学西用”的框框，引进了触动“中学”的“西政”和“西学”了。例如，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法意》和《穆勒名学》等，最早系统地介绍西方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以及科学方法论，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向科学与民主方向发展产生深远的意义。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和严复同学、知名度不及严复而也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有所贡献的还有很多。例如王寿昌推荐并协助林纾翻译的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在清末风行一时，使人们接触到近代法国文学：陈寿彭翻译《格致正轨》、罗丰禄翻译《海外名贤事略》、《贝斯福游华笔记》等都有一定影响。还有以随员身份同批赴欧，进入法国政治学校学习国际法的马建忠、陈季同。马建忠后来在欧洲从事外交工作多年，精通英文、法文、希腊文、拉丁文，得以根据外文文法，研究古汉语文法结构，写成中国近代第一本系统的汉语文法书《马氏文通》，开拓了近代汉语文法研究领域。如果说，以上所举留学生主要是将西方文化引进中国来，陈季同则还是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去。他也在法德等国使馆工作多年，熟悉欧洲社会与文化生活，时常出入巴黎文艺沙龙，将中国名著《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介绍到法国，还曾用法文写了《中国人自画像》、 《中国戏剧》、《中国故事集》、《吾国》等和一本以中国问题为题材的喜剧《英雄的爱》，在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