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船政学堂的历史地位与中西文化交流
作者：潘懋元
是肯定的。
影响之二：为国育才，推动社会近代化发展
福建船政学堂从1867年创办到1907年停止招生，辛亥革命后，1912年12月由海军部接办改组为3所各自独立的学校，前后46年，毕业生共629名(其中制造学堂8届178名，驾驶学堂19届241名，管轮学堂14届210名)。从今天看，育才数量，微不足道。但从能量说，在特定历史时期，这批学生，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包括军事、经济以及文化、政治，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或担任船政要职，为中国早期海军骨干；或从事经济建设，对中国近代造船、铁路、矿业、冶炼、邮电等实业的振兴，做出重要的贡献；或在教育部门供职，或从事翻译工作，或担任外交官，在中外关系、文化交流上起重要作用。[12]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严复、萨镇冰、詹天佑、邓世昌，都是船政学堂早期毕业生。他们的生平事迹与贡献，毋须赘述。下面只举一些人和事为例：
——福建船政局在培养人才的同时，前后造船40艘。除早期几艘是由洋工程师设计制造外，自“艺新”轮之后的30多艘，都是船政学堂的学生与毕业生所建造的。有些军舰的性能，在当时已属世界先进的。如1889年建成的“平远号”双机钢甲兵轮；据称，工业发达的德国，也只是1885年才能建造此型号的军舰。
——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殉国的七名管驾、督带，都是船政学堂驾驶专业的毕业生；1894年甲午中日黄海大战，北洋舰队主要12艘军舰的管带，有11艘是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此役壮烈牺牲的6名管带，也都是船政学堂毕业生。“致远号”管带邓世昌驾船直冲日舰，“定远号”管带刘步蟾击沉日舰两艘。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青史，是船政学堂毕业生谱写的。
——中国早期的海军将领，出自船政学堂者甚多。他们不但组成福建水师这一全国海军的主力，而且是南北洋水师领导集团的中坚。除众所周知的海军元老萨镇冰外，清末知名的海军将领有魏瀚、李鼎新、郑清廉等。直至民国时期海军主要将领多数还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或由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有3位毕业生刘冠雄、萨镇冰、李鼎新先后任海军总长。因此，船政学堂不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其地位，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上也地位显赫。
——船政学堂的制造专业，不但学造船，也能从事机器制造。其后出国留学，水平更高，技术更精。回国后，在实业界担任要职，有突出贡献者甚多。如铁路建设方面的魏瀚、高而谦、丁平澜、詹天佑等；矿业开发方面有罗臻禄、林庆升、池贞铨、沈庆喻、刘敖、张金生等；邮电方面有苏汝灼、王平国、陈彩寿等；造船方面有陈兆翱、魏瀚、汪乔年、郑清廉、吴德章、李寿田、杨廉臣、罗丰禄、陈义宽、陈林璋等。
在文化教育上，船政学堂毕业生也做出重要的贡献。船政学堂的洋教习合同期满回国之后，大多职位由留校的毕业生或回国的留学生继任；各省水师学堂，纷纷邀请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去当总办或教习，如蒋超英任江南水师学堂总办、魏瀚任广东水陆师学堂总办、萨镇冰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还有更多的毕业生分散在福建及沿海各省的高等学堂、军事学堂当教师，有的到民国时期成为知名教授或科学家。在《教育大辞典》上列名近代教育家的就有马建忠、陈季同、严复、詹天佑四人。其中最突出的首推严复。他是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也是公派赴欧的第一届留学生，留欧回国后，历任福建船政学堂教习、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与总办、复旦公学监督、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京师大学堂总督，后改称北京大学校长。
影响之三：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近代新式学校是从西方引进的。作为中国第一所高等学校，它的创办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体现。
福建船政学堂办学模式，最初的设计者是法人监督日意格。他采用法国体制，把船舶工程学校与海军合为一所学校，办成一所按学科分设专业与课程的近代高等学校。后学堂学制造，利用法国军港士官学校的科目编制而成，前学堂学驾驶，则采用当时英国海军的培养方法。[13]各科目所用的教材，或原文，或译文，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早期的教习与工程师，除个别外，也都是由洋监督日意格从法、英两国物色聘请的。日意格对船局的创办非常热心，“主船政，购机器，筑船坞，设学堂”。后来又率领船政学堂第一批第二批留学生赴欧，任洋监督，利用各种关系，为他们逐个安捧进大学、上军舰学习，他所聘的洋教习与工程师也都能按合同规约，恪尽职守。从当时的政府文件、后来学生的回忆录可以看到，对日意格及前期的洋教习们认真负责、循循善诱的教学成果，都表示满意，即使后期由于腐败滋生而受到责难，许多弹劾奏章对前期的办理成绩还是予以充分肯定的。而清政府对于这批洋监督、洋教习，也充分表示尊重。如果说洋教习每月薪饷200两以上，比本国教习高出10倍以上，是由于各国生活待遇的差别，那么洋教习们聘期届满时，拨出一笔巨款6万两则是对他们认真教学的酬谢。另给洋监督日意格谢仪12000两，因为“监督日意格”始终是事，经营调度，极费苦心，力任其难，厥功最伟。[14]清政府还授给他“提督衔”，加封“一品衔”并赏穿黄马褂种种特殊赏赐。有人说，这是“高价向国外购买科学技术”。这正好说明福建船政学堂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上是成功的。
但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毕竟只达到高等专科教育的水平。限于当时国内条件，很难在国内开阔视野，提高水平。对此，当时的洋务派大臣，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如奕诉认为向西方学习不应只学皮毛，应出洋学其根本；沈葆桢认为国外船舶日新月异，而中国造船员工，只能照已有模式制造，缺乏开拓创新能力，在技术上没有提高。“欲日起而有功，在循序而渐进。将窥其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15]李鸿章说得更透澈；“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月异日新。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机铁胁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行驶愈速。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提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终难探制作之源。至如驾驶之法，近日华员虽亦能自行管驾，涉历风涛，惟测量天文、沙线，遇风保险等事，仍未得其深际。其驾驶铁甲兵船于大洋狂风巨浪中，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华员皆未经见。自非目接身亲，断难窥其秘钥”。[16]
概括当时洋务派大臣主张船政学堂派遣毕业生出国留学的见解是：(1)技术学习，应当“精益求精”；(2)不能只懂技术，必须掌握科学理论与方法，才能有所创新，自求进步；(3)世界科技发展迅速，必须出洋才能及时了解新信息，掌握新科技。
船政局在洋教习、工程师任职期限将届时，就积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