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4月10日，花费16年时间终于落成的广州火车站正式开站迎客，作为70年代为数不多的现代化建筑，火车站主楼面积达到2.6万多平米，广场达4万多平方米，在广场上挂着一枚巨型电钟，成为火车站的一个标志性的物品。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总是没错的，80年代的广州遇上了改革开放，率先仿效美日等发达国家，与香港聚利发有限公司合作经营，改建部分贵宾候车室、会议室，开办多功能、综合性的商场。为了解决旅客吃饭困难的问题，还将车站原有的小卖部改建成餐厅，服务体系逐渐完善，广州火车站成为全国模范站。
然而就在1985年，广州火车站的形势急转直下，成为了八九十年代务工人员的恶梦。受到改革的春风吹拂，广州迅速发展，一句“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顺口溜在大江南北传遍，无数怀揣着梦想的青年人拿起行囊来到了广州，原以为他们会遇到春暖花开，不想却是一次人间地狱的修行。
而这次修行的第一站就是广州火车站，人潮耸动，不仅有着无数背井离乡之人，还有着无数混乱不堪的肮脏，鱼龙混杂之地最容易藏污纳垢。用一句话形容大概就是，黑手几乎伸到火车站周围的每一个空气分子里。
来到这里务工的人员还有一个带有歧视色彩的称呼，盲流。在90年代还没建立起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人才市场，想要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安身立命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事先有亲朋好友在此，介绍工作入工厂还稍微好些。如果没有，那就是出了火车站就真的是天下之大，哪里是我的容身之处。而彼时一群虎狼已经盯上了这些迷茫者，飞车党、砍手党，小偷、抢劫犯、诈骗犯等等。你以为他们都是小心翼翼地行动，不，是明目张胆。
1995年深圳的《焦点》杂志社在广州火车站进行了24小时的连续采访，在这个24小时中可以窥见世间所有的不堪与罪恶。一名暨南大学的教授趁找零钱的工夫，上万元的行李就被偷走；便衣警察抓到了两名小偷却反而被打的满脸是血；一眨眼的功夫一名女性的耳环被强行抢走，流血不止；湖北的乘客刘某在候车大厅打盹的功夫，缝在内裤上的3800元不知去向；还有要回家的乘客丢了车票和钱，身无分文的他们除了哭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诸如此类的事情，每天都在火车站上演，抢劫、动刀、偷盗、卖假票、高价勒索等等犯罪行为在这里早已经司空见惯。
2000年，迈入千禧年之际，广州火车站的恶势力已经颇具规模还形成了自己的鄙视链，混混看不起租房子的吸毒者，租房子的吸毒者看不起流离失所的吸毒者，这些吸毒者们则集体看不起得艾滋病的。这些人以火车站为中心，在附近周围几公里安家，工作，养孩子。他们所谓的家不过就是一方窄窄地容身之处，没有家具电器只有一张小床，随意堆放着东西，不打扫卫生，充满着臭味。
每天浑浑噩噩，睡醒之后就去“工作”，这“工作”无非就是抢劫、偷钱。最可怜的应该就是那些孩子了，有些父母染上了毒瘾，对孩子不管不顾，甚至把孩子也带上了吸毒之路，悲哀的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陷入了一个误区，让他们误以为充斥着血腥暴力才是这个世界的模样，他们一边打架一边流浪一边长大，没有人教他们向善也没有告诉他们这是错误的。
可能有人会问警方为什么不管，他们不是不管，只是能力有限。广州火车站是个大染缸，谁都不能逃脱，那些警察、城管只要介入都是下定把命豁出去的决心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那个混乱无序的广州火车站已经逐渐成为过去，车站会变，人会变，不变的是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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