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中作为反面人物的高俅，在书中首次亮相时，作者施耐庵通过寥寥数笔，对他的人生轨迹做了介绍。大致是这样，高俅心术不端，因涉嫌教唆良家子弟学坏，被家长告发，撵出东京。后因哲宗即位，天下大赦，高俅才得以回到京城。

　　

　　回到汴京后，高俅数次被人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最终阴差阳错，攀附上了端王赵佶（即后来宋徽宗），此后便一路青云，直接坐上了殿帅府太尉的高位，掌管禁军前后达二十年，成为北宋末年政坛灼手可热的人物。

　　

　　高俅发迹史看上去，来龙去脉很清晰，其实还是一团迷雾，或者说，真相被人有意隐藏，被许多人忽略了，他发迹背后其实掩盖了许多历史秘密。

　　

　　高俅留给大多数人的印象是个相貌猥琐的泼皮无赖，证据也看上去很确凿，因为高俅前后投靠董将士、小苏学士，都很快给转手推荐给了别人，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抹不开面子的天性，另一方面，知道宁可得罪恶人，也不可招惹无赖。

　　

　　仔细一想，很快发现，这件事经不起推敲。

　　

　　除了董将士是个开生药铺的商人外，其他几人，无论小苏学士，还是小王都尉，以及端王赵佶都是饱读诗书的风雅之士，试想，别人怎么会将一个很不堪的泼皮无赖推荐前去？

　　

　　因此说，高俅的形象绝对不是老版《水浒》电视剧中魏宗万饰演的那样不堪，恰恰想法，他很有可能是相貌堂堂，而且具备一定的文艺修养基础。其实这一点，在《水浒》原文中也有所交代：

　　

　　（高俅）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

　　

　　可见，高俅才艺功底不差，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入得学士门，进的驸马府。在高俅的发迹过程中，有一个人很重要，便是书中这位小苏学士，正因为他的推荐，高俅才得以摆脱了底层生涯，逐步进入上流社会。

　　

　　这位神通广大，能够将人推荐到驸马府的小苏学士到底是何许人？是小说家言，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人？

　　

　　其实这位小苏学士并非施耐庵虚构人物，而是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人便是北宋赫赫有名的“三苏”之一苏辙。苏辙与其父兄苏洵、苏轼皆名列唐宋八家，人品文章俱佳。

　　

　　只是，施耐庵此处采用了移花接木之术，历史上高俅确实被苏门之人推荐，但不是苏辙，而是其兄大苏学士苏轼。此外，哪位小王都尉王晋卿之所以欣然接纳苏轼推荐的人，是因为两人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

　　

　　这位小王都尉身份也被施耐庵做了一番调整修饰，《水浒》书中称他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而历史事实是这位小王都尉，娶得是英宗女蜀国公主，按照辈分，他是神宗的妹夫，哲宗的姑夫，硬是让施耐庵给降了辈分。

　　

　　这样处理，绝不会是施耐庵缺乏基本历史常识，或者是笔误所致。因为这位小王都尉王晋卿，在历史上绝非是一个泛泛之辈，他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画家王诜。

　　

　　作者这样处理，在背后影藏了一个宋哲宗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元佑党人碑”事件。这件事，对苏轼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

　　

　　北宋中后期，因“熙宁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并没有因为王安石去世而销声匿迹，反而愈演愈烈。

　　

　　神宗去世后，哲宗即位，高太后称制，尽罢新法，启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苏轼作为旧党著名人物，也被召回朝廷。

　　

　　很快，在旧党内部又出现了纷争，形成蜀、洛、朔三党，苏轼为蜀地领头人。苏轼此人才气甚高，但不善于处世，常造人嫉恨。在神宗元丰年间，就被人捏造罪名，企图给他制造文字狱，置于死地，这便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当时王诜因为替他说话，也受到了牵连，被贬斥。苏轼本人也差点丢了性命。

　　

　　旧党得势后，苏轼觉得新法虽然不好，但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不该完全废除，如此一来，他是新旧两派都不讨好，加上许多人担心，他会接替司马光，担任宰相，于是受到排斥。

　　

　　元祐七年，哲宗亲政，又启用新党，旧党再次被打倒，为了防止旧党再次翻身，特地制作一座碑，将旧党人名字刻在上面，称作元佑党人碑，苏轼命列其中，遭到罢黜，他的诗文集遭到禁止，书法碑刻悉被捣毁，这便是元佑党人碑事件。

　　

　　苏轼举荐高俅事件就发生在元佑党人碑事件爆发前夕，苏轼预感到自己将要失势，便将身边的高俅推荐给了好友王诜，希望他在哪里可以某个差事。

　　

　　据南宋王明清著有《挥尘后录》记载，高俅本是苏轼身边的侍从，“草札颇工”，也就是说笔头子功夫扎实，很受东坡先生器重，起先被推举到曾步哪里，熟料遭到拒绝，便推荐到王诜哪里，王诜和苏轼有着过命交情，自然不好意思拒绝，再加上王诜本身是个书画高手，身边缺个抄抄写写的人，于是就将高俅留在了府中。接下来的事，就广为人知了，高俅阴差阳错结识了端王赵佶，开始平步青云。

　　

　　就在高俅飞黄腾达之际，他的恩主苏轼却一路落魄，不断贬官，流窜蛮荒，直到贬谪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待到徽宗皇帝即位后，才被调回内陆，此时苏轼已是身心饱受摧残，老病缠身，没多久便撒手人寰。

　　

　　值得一提得是，苏轼死后，苏轼后人每次去京城，高俅都是亲自接见，而且尽量给予帮助（“给养问候甚勤”），要知道苏轼被平反是到南宋以后的事，高俅这么做，是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但他不避讳，说明他是至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毋庸讳言，高俅在徽宗时期，是个负面人物，但在历史上，他对当时社会影响力远不及蔡京、童贯这些人。

　　

　　在我们大多数人眼中，坏人必须一无是处，坏到骨子里，好人必须是完美无瑕。当时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人性复杂远超乎我们想象，绝不能简单脸谱化理解。

　　

　　基于大多数人的习惯，知恩图报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在高俅这种人身上，而苏轼这种深受喜爱的文豪岂能跟高俅这种泼皮无赖混到一起，这种颠覆性事实，是许多人难以接受的。

　　

　　施耐庵在创作《水浒》时，不可能不知道历史真相，但是面对强大的社会惯性思维，他也不能不妥协，所以就将高俅发迹之始最重要助力人以一个小苏学士的模糊身份虚化处理，将苏轼隐去，但又没有将苏轼的影子完全抹去，留给读者去挖掘，这才是施耐庵的高明之处。

　　

　　经过施耐庵选择性取舍后，高俅彻底变成了《水浒》中第一反面人物，这样一来，与他以后所作所为，就能有机衔接起来，使得读者一看，高俅一生下来，就是个十足坏痞子，钻营取巧，混上高位后，逼得众好汉，走投无路，显得顺理成章。

　　

　　其实在这背后，隐藏了元佑党人碑事件这个重大秘密。如果没有该事件，或许高俅终身不过是在苏轼身边一个笔墨侍从罢了，犹如一粒尘埃，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