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大火令人刻骨铭心。在那场惨痛的火灾中，323个生命随风而逝，其中包括284个中小学生。12年一个轮回。
时光似乎具有抹平一切的能力，真相亦似乎在模糊中逐渐淡去。然而，还是有不少人永远记住了那近300个生命在瞬间凋零的孩子，记住了那132个被大火永远改变了命运的幸存者。
为此，本报继上期推出2个版的摄影报道后，在寻访众多当事人的基础上，再次推出相关报道。以缅怀那些死难者，安慰那些幸存者。
回望及寻找真相，是为了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亦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在大火中受伤最重的杨柳望着她的妹妹。她曾是闻名克拉玛依的小歌星。可这12年来，她全部的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杨柳这双曾经在钢琴键上飞舞的手，和妹妹的小手一起轻轻弹拨的情景，催人泪下。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让领导先走。”尽管当时的副市长赵兰秀对本报记者否认有人说过这句话，但是杨柳、金素敏等在场的幸存者都证实，确实有个女领导说过这句话。
校长张莉和教师张艳的尸体被抬出来的时候，怀里都抱着孩子，分都分不开，孩子家长说：“别分了，既然他们生在一起，死也在一起吧。”
“我是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对孩子们太有感情了，怎么可能扔下先走?”12月19日，赵兰秀说到激动处，用十指都没了前半截的双手向记者比划，“这12年，我梦里都是给孩子们颁奖的情形。”
12月8日晚上，远在北京经商的刘婉莹给克拉玛依老家的朋友打了个电话，问今年有没有官方的纪念，回答照旧：“没有。”
“我在网上给他们献了一束花。”刘婉莹说，好在这几年有了网络，让人们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纪念他们的地方。虽然这个城市依然没有建起纪念馆。
“他们”是12年前克拉玛依大火的死难者。这场大火夺去了323人的生命，其中有284个未满18岁的孩子。
在克拉玛依市区以西8公里的成吉思汗山脚下，小西湖墓地的C区，每一方墓碑上都有一张照片，每一张照片上都有一张稚气未脱的脸，而同样的墓碑的下方镌刻着同样的时间—“一九九四年的十二月八号”。
除了网络，这是惟一一个祭奠他们的地方。
在克拉玛依，1994年12月8日，以及其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场内，火起及逃生
1994年12月8日17点40分左右，时任克拉玛依副市长的赵兰秀从市政府来到友谊馆。此时，700多名师生已经等了1个多小时。
“我也等了一会，验收团才来。”赵兰秀说。
12月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一行25人到克拉玛依市检查工作。12月8日16时，克拉玛依教委组织15所中、小学15个规范班和教师家长等769人在友谊馆为检查团进行文艺汇报演出。
一切都是从第二个节目《春暖童心》开始。
一小教师李萍看到这个节目的指导—八小的老师张艳和八小校长张莉正在舞台侧面等候她们的学生下场，她清楚地看到舞台纱幕上方一排光柱灯处有类似花炮般的火花向下飘落，但直到一块如同桌布大小的幕布卷着火团掉下来时，她才意识到，着火了。
教委几个领导上去灭火，为了不致混乱，幕布被拉上。
18时10分左右，毕建国匆匆跑出友谊馆报警，此时他的女儿毕艺娜和她的11个伙伴正在舞台上表演，一分钟前，毕建国用他的尼康相机记录下了女儿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表演。
舞台上的火引燃了挂在后幕作背景的多个呼拉圈，由于幕布的阻挡，迅速消耗的氧气使舞台区域内形成了一个高压区，幕布膨胀如气球。
初二学生金素敏回忆说，我们那阵都站起来了，一个女的站在领导席前面，拿着话筒说让我们不要乱，坐下来，我们就坐下。而班上平时挺调皮的两个男孩子没听她的溜走了，这是金素敏班上惟一两个全身而退的孩子。
“让领导先走。”尽管赵兰秀面对本报记者否认有人说过这句话，但是杨柳、金素敏等在场的幸存者都证实，确实有个女领导说过这句话。
“等学生陆续坐下的时候，领导席已经空了。”金素敏说。
当时坐在后排的苏浩(化名)视野开阔清晰，他这样描述千钧一发之际的所见，“当时领导坐在中间的前几排，在让我们坐下别动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慢慢地往两边散开，从过道慢慢往后走。”
也就在这个光景，火势迅速蔓延，所有灯光瞬间熄灭。一切都失去控制，没有任何组织，人们在恐惧的驱赶下，凭着本能疯狂地冲向任何一个可能求生的通道。
这场演出的报幕员、当时9岁的女孩周雅静事后回忆道，“在通道里，一个爷爷用力推开我们往前跑，我认识他，他就是演出前我给他献鲜花的那个爷爷。”
克拉玛依的3名市局领导(石油管理局，与市政府同级)和17名教委成员，除赵兰秀外，都奇迹般地及时脱险。
最初一批逃生的人成功地由友谊馆后排的卷帘门逃出，但不久，原本开着的卷帘门突然掉落下来，友谊馆顿时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类似砖窑的火葬场，一个充满哀号和惨叫的死亡之馆。
回忆到这一段，金素敏的声音开始颤抖。
场外，混乱的救援
与此同时，场外的混乱未必好过场内。后来公布的火警接警时间为18时20分，然而，多人证实在18时15分已有多人报警，否则毕建国就是不顾女儿的生死延误时间，张艳也决不会还有时间返回馆内救人。
然而，直到第三辆消防车才终于带来了破门的消防斧，而此时的人们早已自发动用各种工具，绝望地劈向友谊馆周围10个紧闭的出口。
一些市民用肩头撞铝合金门。友谊馆对面设计院的职工跑到友谊馆左侧，把木门拽掉，指望救学生出来，可木门后面还有防盗铁门。他们抬起门板撞击防盗门。防盗门的下部被撞弯了，他们把一根根钢条扳起，让在回廊和厕所的人钻出来。
孩子们爬在窗上挥手，叫喊。窗户太高，救援人员心急如焚，一部分人抬着门板，另一部分人站在上面，用榔头砸，用钢条撬，砸开铁栅栏，将孩子拉出来。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过去。
在卷帘门落下的时候，李萍正在救她的学生，她被冲击波冲到了卷帘门的门槛上，“我的身下腋下压着六七个孩子，我的头上身上有很多脚踩过去，我只能拼命用双肘撑着减轻孩子们的压力。”
断电后的卷帘门像铡刀一样把他们卡在门下，幸好门外有很多手把他们一个个拉出来。她数了数她的学生，12个，“太好了，都在”。
但等她把学生带到安全地带时，人们发现她又以百米冲刺速度冲了回来。“疼疼，我的疼疼。我的孩子还没出来!”
她是发疯一样地踢门、砸门，但是没有用……
认领，悲伤的记忆
实际上，大火只持续了20分钟。之后，一切都结束了。
认领尸体的场面凄惨而感伤，每个孩子的家人大都是有老有小，非常庞大。当他们按照编号相互搀扶着分批进入停尸房后，老字辈的人大都只哭了几声就晕厥过去，然后被人们七手八脚抬出来。而父亲、母亲则会抱住已经死去的孩子再也不撒手。
事后有人记录下一个从窗口逃生的孩子的经历：我看到一个两米多高的窗口没有铁条，我就拼命往上爬却怎么也爬不上去，就在这时，一双大手卡在我的腋下，把我举起来，我吸进了第一口新鲜空气，我见过他，他是为我们拍照片的叔叔。他把我送出来之后也开始往上爬，但快到窗口时他爬不动了，我眼睁睁地看他僵持了好长时间，然而还是没有撑住。
克市八小的损失最为惨重，这些年龄最小的小学生坐在离逃生出口最为遥远的前排—领导席的左右两侧，其任务之一是向领导行礼献花，结果100多个孩子大多殒命。校长张莉和教师张艳的尸体被抬出来的时候，怀里都抱着孩子，分都分不开，孩子家长说：“别分了，既然他们生在一起，死也在一起吧……”
刘婉莹始终无法忘记张艳被烧伤的脸，她的声音在采访中第一次哽咽，“大家都为这样一位年轻老师感动，在解剖室，我们帮她整了容，我用自己的口红和粉饼给她化妆。”
八小三年级二班的老师孟翠芬是十佳教师，当时白发苍苍的她已办了退休，是应学校和家长的要求才又登讲台的，“人们在扑灭大火后发现她时，孟老师的头和背已被烧焦。但是，她的两只臂肘下一边护着一名学生，其中一名学生的心脏还在微弱跳动。”
死难学生的家长在为孟翠芬送葬时，对着她的遗像说：“老师，是您没有让孩子的面容和身子被火烧，我们感谢您，老师。孩子在学校交给你，我们放心;在地下，孩子跟你走，我还是放心。”
这场大火中，共有40多位老师在场，其中18人以血肉投火，殒身不恤。
“不是所有领导都逃走了”
在大火之后，赵兰秀和方天录是被判刑的人中级别最高的领导。因玩忽职守罪，她被判刑4年半。
但鲜为人知的是，赵兰秀是极少数当时“没有先走”的领导，最终审判时，法庭也认定她是在破门后被抬出火场的。在灾难面前，和其他人一样，她首先是一个受害者。只是，在那场大火中铸就的极端脸谱化的“领导”形象，让她一直无法洗白。
“我是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做了20多年的教育工作，对孩子们太有感情了，怎么可能扔下先走?”今年12月19日，在上海的家中，赵兰秀说到激动处，用十指都没了前半截的双手给本报记者比划，“这12年，我梦里都是给孩子们颁奖的情形，很多死去和受伤的孩子，我都叫得出名字。”
但少有人愿意去做“抚哭叛徒的吊客”。《对外大传播》的主编申宏磊回忆，2003年，女市长协会请她去采访赵兰秀，当时她顾虑重重—一方面，这是人人恨之的一个人，另一方面，赵兰秀的面部被严重烧伤，美学专业出身的申宏磊对此也有心理阴影。
“初见那次，赵兰秀说了一句话，一下子感动了我，她说即便是这个下场，如果命运再给她100次选择的机会，那她100次都还会选择去救孩子。”申宏磊说，说这话的时候，赵兰秀的嘴唇都张不开。
大火前一天，为参加此次活动的她急忙赶回克拉玛依。大火燃起时，赵兰秀就坐在第一排。
赵兰秀站起来大声喊“切断电源”，回头看见毕建国，让他立即报警，然后转身扑向正在着火的舞台，连拉带拖将表演《春暖童心》的学生往下疏散，随即被一股火浪打倒。
“当时只感到脸、手和脚火辣辣地疼，挣扎着爬起来走了两步就失去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赵兰秀已经躺在医院楼道的水泥地上，此时的她像从地狱中走出来，双手如滴油的蜡烛一样在融化，脸部90%多的部分被烈火碳化，嘴与鼻子好像熔化到了一起。只有凭借缕缕头发和焦糊的藕荷色西装一角才能辨别出这是一个女人，遑论她的身份。医院中死伤相藉，无法及时救助每一个人，轮到她时别人问，“你是谁”，她艰难地用喉音回答，“我是赵兰秀。”
医生赶紧将她送进急救病房，并叫来了院长。“割开了我的气管，给我吸痰，当时感觉就像在很深的冰窖里头，想爬却爬不上来。”
那些被判刑的领导们
不能说赵兰秀指挥有方，疏散得力。但在大火中，她的确闪现出人性的光辉。
赵兰秀说，事情发生的时候，场面很乱，她只顾着救孩子，“不知道其他人都干嘛了。”关于火灾的原因和“领导”的种种，她是很久以后在法庭上才知道的，“我知道后真是气愤至极。”
1994年底第一次公布的处理人员名单中并没有她。但1995年5月24日，在乌鲁木齐等着赶第二天的航班去上海做手术的赵兰秀，被连夜押回克拉玛依。
当年5月30日，《新闻联播》第二次向全国播出了“12·8”事故的处理结果，逮捕人员由1994年12月15日的13人变为14人，“事过半年后，只增加了我这个残废罪犯。”
“相比于身体的疼痛，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压力更为折磨我。”她说，“诉状上两次提到我逃跑，这是诬蔑，对我这样把名誉看得很重要的人来说，怎么受得了。”
8月18日，连日发烧的赵兰秀被用担架抬上车，用轮椅推进法庭听到了对自己的宣判。
审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赵兰秀始终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她的朋友说她自杀过三次，现在她只承认“曾经绝过食”。
虽然赵兰秀没有坐一天牢，马上就保外就医了，可她心里还是不服：如果逃离火场保全自身的人，和坚守火场救人落个残废之人都同样判罪的话，那给后人的启示是什么呢?
“即便功不抵过，也应该功是功、过是过地评价，但12年来，媒体和舆论都被民意中感性的部分绑架了。”申宏磊说，至少要让人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贪生怕死之辈。
两次到克拉玛依采访的申宏磊曾经试图和死难者家属开一个座谈会，但一提起赵兰秀，老百姓就疯狂了，好像她在替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翻案。
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说，一个在国徽下受到庄严审判的罪人，替她翻案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位母亲的激愤和赵兰秀的绝望都如此让人理解，一样的悲情入骨。
多年之后，当年的罪人们都渐渐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为了赵兰秀长期在上海的治疗与生活，一家人都搬来了上海。石油管理局把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给她“借用”。有克拉玛依的领导曾经给中央上书为赵兰秀平反。但按她的说法，“不可能也不奢求了”。好在待遇恢复了，按照出事前的待遇发工资，现在有2000多元一个月，看病也能报销了。
另一位判刑的同级别的“领导”方天录到西安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已回到克拉玛依，和同案其他一些到了年龄的罪犯一样都退休了。也有一些被安排到外地工作的人，选择不再回克拉玛依。
也有人下海经商了。如市教委的况丽当上了一家保险公司克拉玛依分公司的总经理，“成了有钱人，我回克拉玛依还请我吃饭，她还重新入了党，高兴得给我打电话。”赵兰秀说。
那些幸存者的人生
除了323个死难者外，“12·8”大火还留下了132个伤残者。其中，烧伤最重的是杨柳。
杨柳全身三度烧伤85%，能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12年后，她是唯一还在医院治疗的伤者。
赵兰秀一直记得她，“当时她唱歌是最优秀的，长得也漂亮。”13岁以前，她是一个天才，闻名克拉玛依的小歌星，10岁时就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为特训班学生;13岁时，她是一个英雄，她留下来找到三个小伙伴，带他们离开，结果走在最后的杨柳被热浪扑到;13岁以后，她是一个被逐渐遗忘的人。
不到半年做了25次手术的她，让赵兰秀感慨万千，“我们曾一起在上海九院治疗，当时她全身皮肤溃烂不能穿衣服，就赤身裸体地站起来练习走路。”
重新学走路，重新学写字，重新学会用被烧坏的眼睛看书看报，只有原来的音乐天赋没有被大火夺去。
她从大火中救出的一个女孩是当时准备表演二重唱的伙伴，而今伙伴已经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了，很多人说，无论是长相还是歌喉，杨柳都比她的伙伴强。
然而，杨柳很平静地接受了现实，“我没有什么好怨的，我只希望下次去北京的手术能够成功。”
金素敏则迎来了喜事。就在几个月前，她结婚了。结婚那天，化妆师忙乎了三四个小时，让她的容貌一点都看不出烧伤的痕迹。被截去的一只手，掩藏在另一只手捧着的鲜花中，在结婚照上一点都看不出来。
她曾经考入大连的一所高校，但校方一看是这个情况，很坚决地退档了。之后，金素敏去了新疆大学。刚上大学时，她总是害怕走出宿舍，每次打饭，不是第一个去，就是躲在最后。
办第二代身份证照相时，摄影师要求她把耳朵露出来。金素敏把头发一撩，说，“我耳朵烧掉了，你照啥。”
杨柳和金素敏是幸存者中两个最坚强的孩子，更多的孩子生活在自闭中。“不会有人愿意和我玩。”苏浩说，他现在只是偶尔在网上才能跟人聊聊天。
在如今的克拉玛依，穿过灯火辉煌的街道，猛然间有一座白色的建筑突兀地立在面前。1997年的时候，克拉玛依打算炸掉友谊馆，建“人民广场”。但很多市民提出抗议，后来这个计划稍做改动，把友谊馆的前门整修、刷白之后保留了下来，其他的建筑还是炸毁了。
保留下来的友谊馆二楼，如今是个乒乓球训练基地。放学时间，这里又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一切恍若隔世。
“我一直觉得应该建一个纪念馆，以证明这个城市记住了这些亡灵和他们的伤痛。”刘婉莹说。
“祖国的城市像天上的星河，明亮的星星一颗连着一颗，星河里闪烁着克拉玛依，我爱克拉玛依，克拉玛依爱我……”这首12年前在友谊馆没有机会献唱的歌，12年里杨柳经常唱起。唱歌的时候，那张布满疤痕的脸仍然能漾出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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