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五种岳阳楼
作者：孙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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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更大的可能是，杜甫的内心的悲欢，总是和战乱民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孟浩然则往往只限于自己个人的命运。接下去的四句，不得不把自己的意图表露出来：“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要做官（欲济），却没人援引（无舟楫）；隐居闲处（端居）吧，又对不起英明的皇帝。当然，比喻是比较巧妙的，把自己的愿望说得尽可能的含蓄，又尽可能的明白。这个被李白称赞为“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甚至“迷花不事君”，只爱喝酒不想当官的孟夫子，却有这样的入世的心态，并且把这种心态说得这么清楚。但接下来他还要再说：“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虽然从联想上来说，垂钓、羡鱼和舟楫，如古代诗评家所说，“钓锁”相连，还是相当紧密地统一的，但是不论是从诗歌的思绪层次深化来说，还是从希望人家提拔的角度来说，都是表述了前面已经充分表述的。反复申述，未免画蛇添足。历代诗评家中，虽然有人认为这首是孟氏最好的作品（压卷之作），但也有不止一个诗评家说，这首诗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不相称，《诗辩抵》的作者甚至因为不喜欢他的后面四句，索性连前面四句都否定掉，说这首诗：“起句平平，三四句雄。而‘蒸’‘撼’，语势太矜，句无余力；‘欲济无舟楫’二语感怀已尽，更增结语，居然蛇足，无复深味。又上截过壮，下截不称。世目同赏，予不敢谓之然也。＂（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上]，1999年，第528页）此议虽然有点矫枉过正，但对后四句的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
第五种，袁中道《游岳阳楼记》：现实的、引人泪下的洞庭湖
关于岳阳楼和洞庭湖，我们已经读了几篇诗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杜甫的《登岳阳楼》、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李白、杜甫、孟浩然的都是诗歌，都是概括的写法，借助想像和虚拟，主体形象是抒情的，不过取岳阳楼和洞庭湖的某一特点，加以变异，借以抒发诗人的感情。诗和散文最大的不同，就是诗的形象，不是照抄现实的，而是把现实的某一特点，加以变异的。清朝诗评家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有一段话：
或问“诗与文之辨。”答曰：“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裁、词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俱变。”
意思是，诗歌与散文的“意”，也就是内容，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就是形式不同而已。如果内容是米，散文就是把米煮成饭，诗歌就是把米酿成酒。饭没有改变米的形状，而酒把米的形状和质地都改变了。这个理论当然有它比较不够精确的地方（如把散文和诗歌的内容说成是没有区别），但是总的说来，相当有启发性。说诗歌是想像的、变异的，而散文则比较写实，就这一点来说，是比较到位的。对于这一点，也许我们仅仅读杜甫、李白、孟浩然的诗歌还不够清楚，把他们诗作和袁中道的散文一比，其间的差异，就十分鲜明了。
在李白、杜甫和孟浩然笔下，洞庭湖永远是烟波浩渺的：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杜甫）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
在李白笔下，这样的波澜还嫌不够过瘾，还要让它变成酒：
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可是在袁中道的笔下，就没有这么浪漫：
洞庭为沅湘等九水之委。当其涸时，如匹练耳，及春夏间，九水发而后有湖。
这里说的和李白、杜甫、孟浩然的似乎不太一样。在诗人笔下，湖水如果写成“匹练耳”，是没有诗意的，至少是没有古典的诗意的。也就是说，李白、杜甫、孟浩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洞庭湖的春天和夏天一段的特点，并不提只是春夏之间的特点，而把它当成洞庭湖的全部时间的特点。这种以偏概全的想像，忽略不同时段的不同情况，就叫概括性的想像。这种想像，是诗的优长。而散文则相反，以写实为优长。写实就是把具体的差异强调出来。当然，散文也有写得比较概括的，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
还有：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虽然是散文，可是并没有强调不同季节的不同景况，把大水季节的盛况当成全部。这样的概括，就有了诗的特点。所以这样的散文，尽可能淡化散文的意味，尽可能强化诗意，就构成了诗化的抒情风格。而袁中道的散文，明确点出在枯水季节，洞庭湖并不怎么样宏伟，不过像一匹绸缎而已。这不是有点煞风景吗？是的，煞风景是没有诗意的，但是有散文的味道，这就是散文的写实性、知识性趣味。
人的趣味是无限丰富的，诗的抒情不过是其中之一种，那就是情趣。散文的知识性，虽然缺少浪漫的情趣，但有另外一种趣味，那就是知识的趣味，也就是知趣，或者说智趣。
智趣的特点，和情趣有所不同。情趣，特别是抒情的、强烈感情的趣味，它的变异性，决定了它的概括性，是不太讲究细节的具体性的。如在诗里写洞庭湖的水，就是水了，烟波浩渺，都是一样的。可是在散文里，同样是水，就有趣味的不同。作为抒情诗，把水的浩大声势，往感情方面去拓展，可以把它变异成分坼吴楚，蕴涵乾坤，氤氲云梦，撼动岳阳，使其化为醇酒，致秋色醉杀。但作为散文，光是这样的情感，还缺少散文的优长。要有散文的优越，就得来一点智慧：这样的浩渺宏大的水，什么是其“所以奇也”的原因？提出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是需要知识的；而知识不能是主观想像的，要客观的，准确的，智慧的，才可能是有智趣的。袁中道文章的功力在于，他准确地回答了如此盛大的水势，是由几种原因造成的。
第一，是“九水”，九条江的水汇集了，才有湖的规模。
第二，是长江的水奔腾而来。
第三，二者相遇，九水不能抵挡长江的水势，水面扩大了，才“澄鲜宇宙，摇荡乾坤八百里”。
第四，岳阳楼正好在“江湖交会之间”，因而才能“朝朝暮暮”看到“吞吐之变态”。
第五，楼前有君山，在君山上观景，“得水最多”，“千里一壑，粘天沃日为奇”。
第六，在岳阳楼上看水比较少一点，但有“君山妖蒨”弥补了缺陷。
第七，如果没有君山，“莽莽洪流”一览无余，比较单调；有了君山，就富于变化了。
结论是：岳阳楼的景观之美，就在于“得水而壮，得山而妍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此类散文的趣味和诗歌的趣味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比较主观的，重感情的，而前者则是比较客观，重智慧的。
当然，这不是说散文就不能抒情。散文中，尤其是明清性灵散文小品，其生命就在重个人感情。关键在于，首先，散文的抒情，是建立在现实性的描绘基础之上的；其次，其感情是不单纯的，而是有过程，有动态变化的：
游之日，风日清和，湖平于熨，时有小舫往来，蝇头细字，着鹅溪练上。
散文的描绘，功力在于有具体的时间气候（风日清和），有特殊的船只（小舫），有特殊的视觉效果（如蝇头细字），不像李白、杜甫、孟浩然的诗歌那样概括。特别是，人物的情感，也是随着具体的景色而不断变化的：起先是“意甚雄快”，后来风云变幻，“湖浪奔腾，雪山汹涌，震撼城廓”，作者感情就不是“雄快”，而是“四望惨淡，投箸而起，愀然以悲，泫然不能自已”。居然因为风景变幻而哭将起来，可见不但感情容易激动，而且对感情相当放任。这种敢哭敢笑，在封建道学自矜自持、喜怒不形于色蔚为风气的时代，明清小品作家敢于表述自由的性灵，正是其可爱可贵之处。从这里开始，作者要表现的重点，已经不是洞庭湖的特点，而是自己的感兴了。作者乘机用修建岳阳楼的滕子京因官场上受到打击而在宾客间大哭的典故，大发议论感慨，说滕子京不应该哭，因为他已经在中央朝廷为著名的谏议，在地方也是著名的将帅，又有范仲淹这样的知己，到了岳阳这个地方，用不了多久，就该有政绩可报，如此境遇，“有何可哭？”而像自己这个样子，四十多岁了，头发都白了，还没有为保卫国家做出什么贡献；遭逢兄长病故，加上飘零异乡，又是面对“寒雁一影”，这样的遭遇，“是则真可哭也，真可哭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袁中道在散文创作上放任个性的追求，从他的地位，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都是有点不怕骇世惊俗的勇气的。但是，猛风四起，湖浪奔腾，是大自然现象，而且又是和水波很贴近的情况下，不像杜甫、范仲淹，以登高远眺的姿态来引发感觉，而是为自然现象而哭，把这贸然地与为个人政治遭遇而哭，这样联系起来，是不是有点生硬，是值得考虑的；用这样生硬的联想，来表现自己敢哭敢笑，是不是有足够的真诚，更是值得考虑的。
(责任编辑：古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