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男权统治下的女性悲剧
作者：杨 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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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仲卿是怀着另外一种完全不同于刘兰芝的心情来见刘兰芝的。有了这种心情，当然就不可能像刘兰芝那样“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更不可能像刘兰芝那样深情地倾诉，相反，却是无情地质问和嘲讽：“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做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焦仲卿谴责刘兰芝背叛了爱情，背叛了誓言，讽刺刘兰芝见异思迁，爱慕权势。如果我们仅仅从焦仲卿质问刘兰芝的话的表面看，确实可以看到焦仲卿是为了爱情的，他的指责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再联系刘兰芝的处境看焦仲卿的话，会发现焦仲卿是误会了刘兰芝，他不知道刘兰芝是被逼再嫁，这种出于误会的斥责和嘲讽也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焦仲卿自身的行为考虑焦仲卿的话语，就会发现焦仲卿男权制的专制思想和这种思想的不可原谅性。我们还记得，焦仲卿在母亲的逼迫下要刘兰芝回家暂时受些委屈，他对刘兰芝所说的话：“不久当归还，还必迎相取”；在送刘兰芝归家的路上，焦仲卿对天的发誓：“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他和刘兰芝相约要迎娶她回家，还不能说不是他的真诚的承诺，但是，他没有力量做到他的承诺，他的承诺就流于无力的几句苍白的空话。他当然不是有意要欺骗刘兰芝，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他没有任何力量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不可能改变他母亲的封建礼教观念，更不可能改变他母亲包括他自身的男权制的思想。——对于这一点，刘兰芝是比他更清楚的——他没有任何办法反抗他的母亲，没有任何力量反抗他母亲所代表的男权制力量——甚至他连反抗都不想反抗，他不敢反抗也不能反抗。刘兰芝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被逼再嫁的。
焦仲卿虽然说了要等待时机来接刘兰芝，但是，他迟迟不来，只有在听到了刘兰芝再嫁的时候才来，他的来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维护他的男人的权力而来——他休了刘兰芝，要刘兰芝等他来接她回家，但是他又迟迟不来甚至永远也不能来。刘兰芝被逼再嫁，他却来羞辱刘兰芝不守前约。但是他并不自责是他负了前约：他的不能来接刘兰芝；他更没有自责正是他把刘兰芝休回了家；他还没有自责也正是他才使刘兰芝不得不走上再嫁的路——焦仲卿的所作所为都是对刘兰芝一步比一步更深的伤害，但是，更为可悲的是，焦仲卿并没有认识到这些。他指责刘兰芝而不自责，说明他没有认识到他对刘兰芝的悲剧命运负有任何责任，他以为他做的都合理，而刘兰芝却做得不对。他是根据什么东西产生这种思想认识的呢？就是他头脑中的男权思想——他是个男性，他可以只考虑自己而不必去考虑作为女性的刘兰芝的命运。他认为的“合理”就是合男权制之“礼”。
传统观点认为，刘兰芝“举身赴清池”和焦仲卿“自挂东南枝”是为了爱情，是一对痴情的青年恋人对封建礼教的以自己生命为代价的坚决反抗。今天我们以女性主义视角重读《孔雀东南飞》却发现这种延续了相当漫长时间的观点是错误的，是对文本的极大误读。从刘兰芝的角度看，刘兰芝的“举身赴清池”和焦仲卿的“自挂东南枝”是他们为了“践约”而死，这种死已经完全离开了为爱情而死的意义。他们刚开始分手是为了爱情而“立约”，但他们的死却不是为了爱情而“践约”，他们是死于男权制的思想意识。在男权制的思想意识作用下，一对痴心相爱的人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刘兰芝萌生死的念头是在焦仲卿嘲讽他“贺卿得高迁”，谴责她“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以及说出“吾独向黄泉”的话之后。从前面的情节中，我们知道，刘兰芝虽然在很爱焦仲卿的前提下被休回家，虽然到了家里被亲人所歧视，虽然被亲人所逼不得不再嫁，但是，刘兰芝并没有想到死，没有想到以死去反抗封建礼教和男权制的统治，刘兰芝也没有和她心爱的人相约以死去捍卫他们的爱情。刘兰芝只是苦苦的等待和苦苦等待无望之后的无可奈何的再嫁。告别了她的爱情而嫁给她并不爱的人，它所带来的生命感受对刘兰芝来说，恐怕比死还痛苦还强烈。但此时，刘兰芝确实没有想到死，这不是因为刘兰芝的懦弱，而是因为刘兰芝内心中还存在着对爱情的幻想。刘兰芝所说的“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实际是在与焦仲卿重新“立约”。但这已不是爱情之约，而是黄泉之约。爱情之约和黄泉之约是有本质不同的。前者是为了爱情，后者是为了愤慨——证明自己的人格。在焦仲卿的嘲讽和谴责中，刘兰芝感受到了巨大的侮辱：是她不守先前的爱情的“誓天”，焦仲卿“磐石无转移”，而曾几何时她这个“蒲苇”却再嫁他人了。这是来自焦仲卿的无情的讨伐，除了无情的讨伐之外，刘兰芝在焦仲卿那里还感到了巨大的嘲讽和逼迫：“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你会越来越富贵，我只有自己去死了。在焦仲卿的语言里，刘兰芝分明感到了他言辞激烈地指责她的背叛，而这背叛导致了他的死的意向。刘兰芝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侮辱：“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刘兰芝是十分愤慨的：“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是同样被逼迫的吗？你那样我也那样，怎么我理解你，你就不理解我呢？既然说到死，那我们就黄泉下相见吧，谁也不要违背了今日的诺言！”由此可见，刘兰芝和焦仲卿以死相约，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人格——能够说到做到，决不背叛自己的诺言，以死的诺言的没有背叛来证明先前爱情诺言的没有背叛，以此证明自己的人格，而不是为了爱情。
《孔雀东南飞》主要是以人物对话表现人物的思想情感，以叙述表现故事的情节发展的，但作者的叙述并不是纯客观的而是包含着浓厚的主观情感色彩的。在坚接着刘兰芝和焦仲卿以死相约的对话之后，作者作了这样的叙述：“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这里看不到他们“生人作死别”时的缠绵悱恻、撕肝裂胆、揪心揪肺，而是说不清的心理愤恨的情感和分手时的决绝态度；他们肯定是要告别这人世间了。这是多么的遗憾啊！——作者禁不住发出了无限的惋惜和感慨。这哪是在描写他们为了爱而殉情呢？
焦仲卿死的意向是在他男权制的思想支配下产生的。焦仲卿在母亲决意要休了妻子刘兰芝时没有想到死，他是先“启阿母”，在“启阿母”被母亲训斥后是“长跪告”；“长跪告”又被母亲驳斥后是“默无声”；焦仲卿在母亲的逼迫下作出休妻的决定时也没有想到死，休妻对他确实是痛苦的，但仅仅是对妻子“哽咽不能语”而已；焦仲卿在送妻子归家的那一刻也还没有想到死，他的心爱的妻子真的是被他驱遣回家了，但是他想到的是“誓不相隔卿”，“不久当还归”，而不是什么别的。焦仲卿想到死是在得知刘兰芝的再嫁时，为什么在得知刘兰芝要再嫁时他告诉刘兰芝他要死呢？他的死的意向不是为了爱情，为了爱情在母亲的逼迫他休妻时就能做坚决的反抗。焦仲卿的死是为了维护他作为丈夫的男人的权力。焦仲卿在母亲和妻子之间的选择是颇能说明问题实质的。母亲是代表封建礼教和男权制统治力量的，妻子是代表爱情的，进一步说是代表女性自由追求的。焦仲卿在两者矛盾时选择了母亲实际就是选择了封建礼教特别是选择了男权制的社会角色。焦仲卿至死都不知道，他顺从了母亲也就顺从了封建礼教和男权制的思想。焦仲卿是在男权制思想的支配下去处理和妻子刘兰芝的一系列关系的。一是他的男权制的思想使他把他的妻子刘兰芝放在了被压迫被凌辱被损害的地位；二是他的男权制思想使他自己始终笼罩在一种认识问题的误区里——在他们爱情的悲剧里他永远也不考虑自己的因素（错误和罪过），而只要求妻子做什么和谴责妻子的所谓罪过。焦仲卿是在男权制思想的支配下休了妻子，又是在男权制思想的支配下要求妻子等他的迎娶，最后又是在男权制思想的支配下以死相威胁来维护他男人的权力。刘兰芝是在男权制的逼迫下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先是婆母的刁难，继而是丈夫的无情，紧接着母亲的谴责、哥哥的逼婚，最后又是丈夫的以死相逼。焦仲卿在把妻子驱遣回家后，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妻子的男权的约束，焦仲卿已经没有任何力量阻止妻子的再嫁。焦仲卿是在没有男权制力量的时候想再以男权制的力量约束被休了的妻子刘兰芝，但是他做不到不让刘兰芝再嫁了。然而，焦仲卿和刘兰芝先前有爱情的契约，焦仲卿就利用这先前的契约——刘兰芝再嫁违反了这契约——在已经不是刘兰芝的男人时再一次地显示了他的男权的力量。焦仲卿以男权制的力量休了刘兰芝，又以男权制的力量要刘兰芝不要再嫁，焦仲卿就这样以男权制的力量，一步一步地把刘兰芝逼向了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