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0期
晁错:一根平乱的药引
作者:谢 宗
晁错,两千多年前的一个知识分子。凡上过中学的人,对这个名字都不觉陌生。高中语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古文《论贵粟疏》,就是这个人的大作。西汉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打的也是这个人的牌子——“诛晁错,清君侧”。一次那么高规格的叛乱,指名道姓要杀的,居然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应该算是绝无仅有。
疑问不止一点,古今文人对晁错的死因也莫衷一是,很难有一个准确而全面的解读。晁错之死,虽然各执一词,但有一点,那就是大家普遍认为他是冤死的,是被他的同僚袁盎等人用借刀杀人之计给害了。但这种通识并不足以使人信服,依据当时当地之情形,晁错非死不可。撇开人伦人道的因素暂且不管,单以国事来论,以时局来论,以利害得失来论,晁错之死,真是死得其所,有百利而无一害,是汉景帝用最小的成本成就了最大的功业。晁错活着的最大意义就是他的死亡,而他一生所努力的方向,就是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制成公元前154年中国最大的一根药引。
壹
晁错是颍川(今河南禹州)人。年轻时曾在轵地(今河南济源)向一个名叫张恢的先生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晁错文采好,知识丰富,被任命为太常掌故,负责写一些祭祀之文。政法专业出身的晁错,显然志不在此。
不久,汉文帝听说全国只有历城(今山东济南)一个先秦的老博士还在研究《尚书》,因怕绝学失传,文帝急欲召他入宫,著书立说。可老博士已经90多岁了,根本无法动弹。文帝就只好让太常派人前去学习,晁错得到了这个学习的机会。由此,他开始发迹。
从历城学成归来,晁错深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把毕生的功力都用在了这次学习报告上,他把博大精深的《尚书》用深入浅出的文笔描述得天花乱坠。文帝一看,当即惊呆了,帝国竟有这样才华横溢的人!这种青年才俊不把他纳入人才库中岂不可惜?于是下诏把他派给了太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太子府其实就是当时国家的人才库,里面能人异士应有尽有,都是老子为儿子将来登基执政做准备的,收罗帝臣王佐之才来教育他、辅助他、鞭策他、锤炼他。
晁错以诠释儒家经典《尚书》而蒙帝青眼,如果他从此安心治儒,又天假寿年,那么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将会迎来一个辉煌灿烂的前景!但晁错没有,他重新拾起自己的老本行,以法家的面目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在太子府,晁错先是做太子合人,后升为门大夫,很快他就给文帝上了一疏:
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此四者,臣窃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议或日皇太子亡以知事为也,臣之愚,诚以为不然。窃观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当务之急要对太子进行“术数”教育。什么是晁错眼中的“术数”?就是让太子懂得如何制约大臣,使大臣因敬畏而俯首贴耳;如何察言观色,合理处事,不被下面的臣工蒙骗;如何用小恩小惠安抚民众,让民众顺从;如何提倡忠君孝亲的思想,让臣民们都有良好的品行。晁错还危言耸听地说,以前的那些君主,之所以不能奉其宗庙而为臣子所杀,就因为不懂术数。
汉文帝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任命晁错为太子家令,教太子术数。晁错可叹可恨的悲剧命运,在这时便已埋下了种子。
当时太子刘启还只有十几岁,正是白纸上好画画的年龄。年长太子11岁的晁错,就用术数在这张白纸上尽情地画。太子听得如痴似醉,波诡云谲的生存哲学,从此便在这个青年的头脑中扎下了根。晁错也由此从这个人才库里脱颖而出,太子府上下所有人都尊称他为“智囊”。此时的晁错与其说是太子的幕僚,不如说是他的恩师。
术数这东西,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撇开情感因素,只计成败、利害、得失的为人处世之法,这种法则与“丛林法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不问是非,只问得失”,“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正因为深得晁错的真传,深谙术数的刘启,才会在登基后不久,就导演了一出“七国之乱”的好戏来,同时老谋深算地把他的恩师晁错当作了戏中承接转合的“戏眼”。
在此之前,关于太子刘启的教育问题,晁的同乡、与他同龄的大才子贾谊也对文帝有一番建议:
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如果说晁错看重的是太子的心计城府,那么贾谊看重的则是太子的人格品性。晁错急于让太子精通权谋,贾谊则认为明辨是非是太子的首选。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梁怀王(汉文帝的小儿子)不坠马身亡,又被文帝选为太子,那么作为怀王太傅的贾谊日后必定处在晁错的位置。尽管贾谊在他“一痛哭,三流泪,六叹息”的疏折中,把藩强国弱作为帝国目前最大的隐忧来长吁短叹,痛哭不已,并认为削藩势在必行,但如果是他和梁怀王来唱这出戏,恐怕就温和多了。因为贾谊在他的奏疏中已隐约提到,削藩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藩国再行自封,分得越细越好。藩国一细分,就没有强大的实力与中央对抗了;而藩王一多,也很难联合了,即便能联合起来,其保密工作也非常难做。后来汉武帝施行的《推恩令》,与贾谊的建议几乎如出一辙。如果说晁错的削藩政策是从外部强硬分割,那么贾谊的削藩政策便是从内部悄然瓦解,孰高孰低,一看便知。我们几乎可以推定,如果是梁怀王和贾谊执政,那么历史上就不会有七国之乱了,贾谊也就不会像晁错一样“为国远虑,祸反近身”。
历史教科书几乎对历代所有改革家都不遗余力地大加颂扬。事实上,一个人空顶着改革家的名号并没多大意义,关键要看他的方法和行动。
在得到文帝和太子的表扬后,晁错从此一发不可收,接二连三上了几十道疏折,其中著名的就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这些政论文现在看来,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在当时似乎篇篇切中要害。文帝读之,每每以手抚额,似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之感。文帝是个半路出家的皇帝,大将周勃等人掘翻吕氏家族后,硬把他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正因为是半路出家,所以为人特别谦逊,喜欢不耻下问。晁错的建议,凡是能够采纳的,他就尽量采纳。
大概是受了晁错疯狂上疏的启发,公元前165年九月,文帝又下了一道诏书,要在全国范围内推举贤良和敢于直谏之人,由皇上亲自试问。当时贾谊已死,所以独显晁错之能。结果晁错以一篇《举贤良对策》,得到最高评价,被文帝提升为中大夫。如果说晁错以前在太子门下做事,还只是“潜力股”的话,那么现在他已开始“直线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