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0期
晁错：一根平乱的药引
作者：谢 宗
晁错的那些治国方略效果究竟如何，现在已无法考究。我们只知道，汉代北方边疆一直纷攘不堪，战事连绵，且胜败无常。败因是多方面的，而获胜的原因，绝大多数是靠了边疆将领个人的胆识和谋略，如周亚夫、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名将，史书上很少记载朝廷采用了什么长远政策，从而禁绝了边患。对付匈奴，汉朝更多时候采取的是和亲政策。这就表明，晁错那些看起来言之有理的守边策略，其实用价值并不大。
晁错的历史意义，就是他能够把法家和儒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实际出发，从人性出发，因势利导，制定了一系列客观上有利于民的政策。这是先秦以来以“薄恩寡情”著称的法家人物所从未有过的。
愚臣窃以古之三王明之。臣闻三王臣主俱贤，故合谋相辅，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而不伤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其动众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后为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百姓和亲，国家安宁，名位不失，施及后世。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晁错才会在《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中，要求文帝在迁民守边时，应该先看好当地的阴阳风水如何，品尝当地泉水的甘苦，然后经营县邑，建立城郭，制定里闾，分划宅院，盖好房子，购置一系列生活器具用物，让百姓一到那里，就有一种家的感觉，住有房子，用有工具。再为百姓备好医生、巫祝，救治病人，从事祭祀，让男女及时婚配，生死都能互相怜顾。
正是这些带有人文关怀的建议，使得千百年来的广大百姓，对晁错充满了好感，对他的惨死充满了同情，把他的惨遭诛杀看作是一件极不公正的冤案，历代文人也每每为此扼腕叹息。
那么，晁错的“人文关怀”在实际的生活中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论贵粟疏》。
在这次上疏中，晁错认为农桑是天下根本，朝廷应该重农抑商。在自然经济时代，这种立论当然没错。但接下来“贵粟”的操作方式，就让人有些哭笑不得了。晁错建议皇帝下诏劝募天下人向朝廷进献粮食，凡进献一定数额的人就可以赐给爵位，还能免除刑罚。他觉得这样一来，富人争先恐后纳粮，朝廷的供用有了，贫民的赋税又会相应地减少，岂不是两全其美?这个办法，其实古亦有之，始作俑者为先秦吕不韦。吕不韦曾令秦国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清人蔡元放认为吕不韦此法为天下第一坏事。
这些暂且不论，最让我们惊奇不已的是，这位法家代表人物在制定规章制度时，居然学着秦朝商人吕不韦的做派，完全撇开了公正公平的原则，竟采取“有奶便是娘”的态度。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富人横行霸道，鱼肉乡民，只要多交公粮，换得爵位，就可以免除刑罚，这样朝廷的廪饩是有了，可民间从此岂不失了天理人道?这么说来，言辞恳切的《论贵粟疏》，其方法论完全是一派亡国之言，且极悖于现代民主法制，对当今社会的人们挟财富权势以害公理的现象有推波助澜之嫌。让人想象不到的是，这样的文章居然进了高中语文课本，且不是从批判的角度上来分析理解。
贰
撇开感情的因素来论晁错，就会发现，晁错之死，真是顺理成章。
一般人受宠之后，往往会广结善缘，礼贤下士，曲意逢迎，以备将来不测之需。可晁错不是这样的。司马迁对晁错性格的描写，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所谓“峭”就是峻急的意思，“直”就是刚直，“刻”即苛刻，“深”即心硬。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这种性格，这种性格的人爱人类，讲道义，坚持真理，有经国济世之才，却因为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常常与身边的人搞不好关系。这种人如果远离人群，著书立说，也许会成为一代思想巨擘。但这种性格的人，在西汉初年的朝廷中，就显得特别不合时宜。
秦亡之后，一班人跟着刘邦与项羽征战多年，把一个老大的江山打了下来。但如何坐好这个江山，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几朝皇帝和大臣们磕磕碰碰，互相猜忌，一直处在磨合期。从上到下，大家的心思都差不多，就是以静制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治国方针把黄老的无为思想奉为圭臬，始终坚持休养生息这项毫无特色的基本国策。萧规曹随不被认为是平庸无能，而被看成是一项美德。大臣们彼此承让，互相包勉，生怕害人不成，祸及己身。就算对同僚耍什么阴谋，也从不表露在脸上，只是暗暗使劲。
而喜怒于形的晁错，根本不按常理出牌。他一开始就上蹿下跳，对朝廷的制度法令喋喋不休，这里也要改革，那里也要修订，恨不得在一天时间内就营造出一种大汉新气象来。与众大臣的心思本来就格格不入，偏偏受宠后，还容不得别人对他稍加指责。《史记》记载：“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两位大人斗气斗法，居然像小孩子过家家。两人为官之道，完全不像是成熟的政治家。都说性格决定命运，这种政治上的不成熟大概正是两人最后都惨死街头的原因之一。
因为与袁盎不和，晁错就老找袁盎的茬子。等到晁错做了御史大夫，马上找了一个理由，说袁盎接受吴王贿赂，要拿他法办。最后还是景帝赦免了袁盎，将其降为庶人。其实袁盎为人并不坏，据《资治通鉴》记载，当初丞相周勃功高盖主，在文帝面前颇为高傲。袁盎建议文帝应该尽快将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以明臣主卑尊之礼。周勃知道后，就责怪他说：“我跟你哥哥都是好朋友，你却在皇上面前损我。”袁盎认为自己是对的，拒绝向他道歉。后来绎侯周勃被人以谋反罪加害，朝廷上下没有人敢替他说话，只有袁盎力陈他无罪。周勃出狱后，与袁盎结为至交。司马迁把袁盎和晁错并在一起作传，袁盎在前，晁错随后，估计司马迁的感情更倾向袁盎一些。
景帝即位后，马上任宠臣晁错为内史，即首都的最高长官。晁错的干劲更足了，经常要景帝摒弃左右，让他单独进言。晁错一时“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朝廷大臣自然更加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正在这时，晁错因为从东边出人内史府不方便，便在太上庙的墙上打了一个南门。丞相申屠嘉大怒，抓住这个把柄，要把晁错杀掉。晃错听到消息，连夜觐见景帝，老老实实把事情的经过缘由详细告诉景帝，景帝原谅了他。等到第二天，申屠嘉奏请景帝诛杀晁错时，景帝却说：“他打通的不过是外墙而已，算不上违法。”申屠嘉为之语塞，回到家里，就气得吐血死了。一个小小的“首都市长”居然把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都给活活气死了，满朝震惊。晁错从此越发显贵了，不久，他就被升迁为御史大夫。
晁错做了御史大夫后，多次罗织诸侯的罪过，请景帝削掉他们的封地，收回他们的支郡，弄得诸侯人人自危，一片恐慌。这时不但朝廷大臣不喜欢晁错，连外边的诸侯都对晁错恨之入骨。晁错就像处在沸汤之上的青蛙，已岌岌可危，可他这时居然还要上疏削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