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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七年:鼎盛王朝的蚁穴之溃

作者:佚名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撤离北京后,永王慈炤被李自成麾下毛将军带着逃到河南。但因清朝查捕的风声很紧,毛将军自顾不暇,只好扔下慈炤逃亡而去。慈熠当时只有13岁,无奈便从河南流浪到祖籍地安徽凤阳。在这里,一个姓王的乡绅收留了慈熠。为了掩人耳目,王乡绅给他改名叫王士元,和自己的孩子同窗读书。慈熠十八九岁时,王乡绅病故了,他失去了依靠,就离开凤阳,流落到江南,在一座小庙里落发为僧,苟延岁月。后来又辗转到浙江余姚的一座古刹里安身。有一日,一个姓胡的前明官员后代来到庙里,和慈炤谈经论文,很是投缘,便说:“子有如此才学,为何流于空门?”于是,把他带到自己家中,还俗耕读,还把女儿嫁给了他,慈炤便定居余姚,以教书维持生计。
  那么,朱慈炤又怎么会认识李方远呢?
  这还要从他的人生第一大失误说起,如果朱慈炤安心于做收入微薄的乡村私塾先生,谨小慎微,默默无闻,那么很有可能不会在晚年遭遇灭门惨案。可惜的是他从小锦衣玉食惯了,不甘心种种薄地,教教田家孩子,竟走上了给达官贵人当“西席”(即教书先生)的道路。
  康熙二十二年春,李方远在山东路官人家的筵席上遇见了朱慈熠,见他“丰标秀整,议论风生”,于是就私下里询问他的来由。主人说:“先生姓张,字潜斋,浙中名士也。学渊博,且工手谈,精音律,今为张氏西席,特邀之与会饮春酒耳。”这一天,张用观与李方远情意殷殷,一见如故。过了两天,张就来拜访李方远,以绫质诗扇为赠,从此两个人“为文字之交者”半年多。再后来张用观就回南方去了。
  康熙四十五年冬末的一天,李方远已经致仕家居,妻子新近亡故,久别的张先生突然再次出现,还带着两个儿子,说是江南闹水灾,难以度日。其真实原因是宁波张念一造反后清廷搜捕得紧。李方远正好有几个孙子需要家庭教师,于是就留下了这个故交。当然,李家只知道他是浙东名士张老先生,连他在浙江时名叫王士元也不知道,当然更不知道他叫朱慈炤,是先朝的皇子了。
  尽管朱慈炤对李方远守口如瓶,但他在浙江犯下的人生第二大错误,却成了他全家罹难的直接导火索。这位朱老先生居然没有忘记明太祖祖训,仍然按照皇家家谱给五个儿子取名,朱虽然改成了王,但名字还是和字辈,姓名的第三字均为“土字旁”,这是有案可查的朱元璋定下的明朝宗室命名原则。不仅如此,更要命的是朱慈炤给自己唯一的孙子取名——曾裕,这不是“朱家曾经龙御天下”的谐音吗?如此露骨,合当是自寻死路!
  然而,在朱慈炤留下的供词中,却记载着:“吾本姓朱,名慈焕,改名王士元。”明明朱慈焕早就死了,朱慈熠也不至于昏到把同胞弟弟的名字当成自己的名字吧!我认为,供词可能被清廷别有用心地窜改了。清廷想借此警告民间:你们不是说“玄机慈应真君”法力无边吗?还不是被朝廷一举灭尽!
  朱、李二人被捕后,先在济南进行了初审,起义的太仓和尚被押来与朱慈熠对质,结果和尚说:“第假其名义以煽动人,实不相识。”案子又移到浙江审问,沿途戒备森严,气氛恐怖。经过户部和江浙一代地方官府的联合审问,并没有发现朱慈炤有图谋造反之事。这时康熙下旨说;“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应拟大辟以息乱阶。细询李某,坚供不知情,然在伊家捉获,且住有年余,说不得不知情。合以知情而不出首之例,流徙三千里。”
  读了这段判语,不禁令人想起了汉代酷吏张汤创造的“腹诽”罪名。在专制社会,本无道理可讲,凡事只论敌我,不论是非!
  康熙四十七年十月,朱慈熠父子被解至京城,清廷因“传唤明代年老太监俱不认识”,以“明系假冒”,将朱慈炤处死,其子五人也被斩首。明朝灭亡到康熙四十七年,已过了64年,永王朱慈熠在明亡时只有12岁,到康熙四十七年已是穿戴清朝服饰的76岁白发衰翁,纵有旧太监,至多年龄和朱慈熠相仿,如何能辨认出64年前12岁孩子的真伪呢?尽管这位76岁的老人隐姓避祸,教书糊口,并无不法行为,当有人以他的名义起事时,他又东躲西藏,并未参加任何反清活动。但是,这位无辜的老人还是被康熙下令凌迟处死,全家老幼均遭杀害。
  康熙素以“宽大为怀”自诩,又曾下令物色明皇室后裔,授予官职。可是,当正宗明皇后裔出现后,他又自食其言,出尔反尔,还搞了一个自作聪明的“老太监相认”的掩耳盗铃之滑稽剧。其对崇祯后裔的襟怀、气度与草莽嗜杀的李白成、庸碌荒淫的朱由崧(即弘光帝)相比,都相差甚远,判若云泥。由此看来,某些人颂扬的康熙大帝,不看其刻意为之的文治武功,单就其本初思想而论,不过是一个龙袍缠身的蕞尔小人!
  朱三太子的阴影表面上已然烟消云散。然而,民间的反清势力并不买康熙的账。康熙一方面对民间郑重宣布所谓的“玄机慈应真君”已被千刀万剐,另一方面又对汉族士大夫宣称朱慈焕“明系假冒”(熟知明史的汉族士大夫,都知道典正的朱三太子叫“朱慈炯”),这种自相矛盾的愚蠢想法,还是被汉人们一窥究竟。既然朱慈炯还没被清廷捉到,朱三太子的旗帜当然还要高高飘扬。
  康熙末年,台湾朱一贵起义,仍然尊奉朱三太子的名号,惹得康熙老朽“气喘数日”。而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最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声称朱三太子并没有死,而是流落到了海外,俨然明初建文皇帝重生一般。这次活动的主角叫李梅。清广东总督亲自带兵抓捕,但李梅逃脱,不知所终。据此次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广西、越南等地已经开始筹建朱三太子的大本营了,而最远的居然在吕宋岛(今菲律宾)上还有分支机构。
  
  四
  康熙与朱三太子的阴影战斗了一辈子。表面上看来大获全胜。可他却无休止地生存在一种焦虑之中,因为他处于占人口绝大多数而且文化上更优越的汉人的包围之中,内心深处不免潜藏着身为“夷狄”的自卑,既怕残明势力利用朱三太子卷土重来——清王朝重蹈元朝覆辙,又唯恐被饱学硕儒所轻视,尤其畏惧被居心叵测者暗中讥讽。
  朱三太子的存在,是对他“治统”的最大挑战;饱学硕儒的存在,是对他“道统”的最大挑战。
  康熙从文献中看到:“前明官员都很骄傲地认为自己掌握着道统,经常和皇帝发生争执。弄得有时皇帝气急败坏使用廷杖乃至杀戮来对付他们,但这些官员依然义无反顾,而且即使被处罚,也获得了另一种光荣。整个文化界,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认为皇帝错了!”于是,从康熙四十七年开始,生存焦虑迫使他加快了把“治统”和“道统”全部收归到帝王手中的步伐。他一方面继续对反清义士大加杀戮,另一方面又对以自己的恩师熊赐履(此时已经过世)为首的理学家大加羞辱,说这类人自以为得道统之传,彼此纷争,简直就是宵小之属。以堂堂帝王之尊,对自己的恩师进行贬损,吓得周围的文士噤若寒蝉、大汗淋漓。
  尽管此后的几十年中,在康熙和他的继承者的苦心经营下,清王朝也出现了一段被后世学者誉为“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但对于此时的政治界和文化界来说,一个保守、庸碌的时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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