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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七年：鼎盛王朝的蚁穴之溃
作者：佚名
不久，大学士们便根据圣意，议定了改革方案。四译馆并入礼部会同馆，更名为“会同四译馆”，成为一个集礼宾接待、翻译和培养人才为一体的机构。
无论是四夷馆、四译馆，还是会同四译馆，都“以译远方朝贡文字”为己任，但这里所谓的“远方朝贡文字”，既有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也有周边国家的语言文字，如蒙古语、印度语、波斯语、缅甸语、泰语等，显然这些都属于亚洲语言系统，并未含有西方语言文字的元素。而俄罗斯语乃斯拉夫语系的一支，是欧洲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俄罗斯翻译人才亦即意味着学习西方语言文字。所以说，称创建于康熙四十七年的俄罗斯文馆为中国第一所西方语言文字学校真的是名至实归，当之无愧。
其实康熙打算创办西方语言文字学校的念头并非肇始于康熙四十七年，早在三年前，他就下过一道令人难以置信的圣旨。当时大学士进呈俄国贸易来使之公文，附翻译之文。康熙阅后，谕曰：“此乃喇提诺(拉丁文)、托尔乌祖克、俄罗斯三种文也。外国之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详考视之，其来源与中国同，但不分平上去声，而尚有入声，其两字合意甚明……中国所有之字，外国亦有之，特不全耳。”
由此可见康熙的语言学知识十分广博。在发表了此番对中外文字比较的体会后，他紧接着就发布一道谕旨：“此后，翰林院宜学习外国文字。”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份由皇帝亲自下达的学习外国文字的谕旨，康熙的确颇有远见。中国官场的传统之一便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吏们可以为自己尸位素餐、无所事事找出N个合理的借口。康熙的谕旨颁布之后，建馆之事便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这个被常人容易忽视的事件，实质上却使整个帝国失去了最早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机缘，在那场无声的关系到帝国生死存亡的近代化进程中，大清盛世下的隐患已渐渐凸显。当康熙的远见与官吏们的拙识相抵触时，康熙并没有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原因在于庞大的帝国机器若想换一个方向运转实在困难，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和冗繁复杂的封建礼教注定了整个帝国的固步自封，也导致了康熙的许多创新之举在最后都会不了了之。
如果不是张诚去世和徐日升病退，俄罗斯文馆的创办事宜还不知要拖多久。
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八，康熙在南苑召见大学士马齐，令其“询问蒙古旗内有愿习俄罗斯文者，具奏”。翌日马齐即将此事交付侍读学士鄂奇尔诺木奇岱办理。第二天，这位侍读学士向马齐汇报，说已经征得愿学者七人，并具名单呈阅。仅仅七人报名自然同康熙的预期相差甚远，康熙下旨马齐“再于八旗蒙古汉军内征集学习者”。到了三月二十三日，吏部上报，称已征得“愿习俄罗斯文语之监生、闲散子弟等六十八名”，开列名册，“咨选到阁”。
当日，马齐急匆匆来到畅春园汇报工作。康熙下令：“均令习之。”并命马齐立即着手选择教师和校址，确定管理体制。马齐当即派鄂奇尔诺木奇岱会见俄国商团的商务委员彼得·胡佳科夫，请其选择善于俄文者前来任教。经过协商，俄方确定派俄国商人瓦西里担任教习，并选定在俄国商团驻地俄罗斯馆(今北京东直门以北胡家圈胡同)内支搭席棚，开始教读，后迁至东华门外北大街附近。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办俄语学校——俄罗斯文馆，终于在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正式开学上课了。康熙在俄罗斯文馆的创办上亲自过问，精心安排，并委派心腹马齐督办相关事宜，使其在短短半个月内得以顺利开学。可以说，要不是清廷大老板康熙披挂上阵，亲自掌舵，俄罗斯文馆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创建完毕。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带有明显人治色彩的管理模式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手段，以至于到了今天，不少人还对此津津乐道，追捧有加。只是可惜的是，一人之力很难挽回整个大清的颓势。
开馆之后，经过近三年的教学，清政府发现68名学生中“能学者三十余名，不能者三十余名”，于是举行考试汰选，只留下27人继续学习。此后，俄罗斯文馆的学员数基本上保持在25名左右，另有少数候补学生，遇有正式学生升迁或病故等情况，即于递补。
关于俄罗斯文馆学生的日常管理与升迁状况，清人何秋涛有过很详尽的描述：“内阁俄罗斯学亦谓‘俄罗斯馆’。会典内阁云俄罗斯馆专司翻译俄罗斯文字。选八旗官学生二十四人入馆，肄业五年后考试一次。一等授八品官，二等授九品官，三等不授官，皆留学。八品官再考列一等授七品官，九品官再考列一等授八品官。其不及原考等第者各照现考等第分别降级留学。七品官又考列一等，以主事即补。额设助教二人。于教习内奏补教习，即于考得职品各员内派委。以蒙古侍读学士或侍读一人充提调官，专司向稽察课程。再由理藩院派委郎中一人兼辖此官制也。”
俄罗斯文馆在建立后的确为清廷培养了一批俄语翻译人才，如乾隆末年，西北边事吃紧，急需俄语人才，伊犁将军保宁奏准设立“俄罗斯学”，并从北京俄罗斯文馆征调一名学生前往伊犁，就地教授十名八旗子弟俄文。不过，俄罗斯文馆毕竟仅是清廷万千衙门中极不起眼的一个，由于取材范围狭窄，加之受因循颟顸的官场风气腐蚀，到了19世纪初期，其已基本上丧失培育俄文人才的功能，沦为一所名副其实的闲差衙门。嘉庆十年(1805年)，俄罗斯文馆有数名毕业生被派赴库伦担任翻译，竟对俄文全然不懂。嘉庆二十五年，卡缅斯基率领俄国传教团来京，其证书及其他的文件都秘密送交传教团中译员代为翻译为满文，因为偌大的俄罗斯文馆中已无可担此重任之人。而驻在北京的俄国人与满人因公会晤时，不得不请钦天监内的葡萄牙传教，士代以拉丁文传达。后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时，就连军机处收到的一些俄文文件，也不得不请俄国驻北京的大司祭到宫里去翻译。一连串的外交尴尬，对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廷来说，可谓是莫大的讽刺。
可以说，时至晚清，俄罗斯文馆已走到了其使命的尽头，剩下的只是一具空壳而已。
鸦片战后，老大帝国被拖入近代世界，中外交往已不可避免，清政府急需一批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外交人才来折冲樽俎，应对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尤其在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此要求无疑加大了清政府开展外交活动的难度。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清朝统治者逐渐意识到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语言障碍，如果不解决该问题，继续任由外交隔阂加剧，中国今后则会吃更大的亏。基于以上考虑，恭亲王奕訢于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1861年1月11日)上奏了著名的《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初步谈及创办外国文字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