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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七年：鼎盛王朝的蚁穴之溃
作者：佚名
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从前俄罗斯馆文字，曾例定设立文馆学习，具有深意。今日久视为具文，未能通晓，似宜量为鼓舞，以资观感。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咈、咪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敕各该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佯资学习。其派来之人，仿照俄罗斯馆教习之例，厚其薪水，两年后，分别勤惰，其有成效者，给以奖叙。俟八旗学习之人，与文字言语悉能通晓，即行停止。俄罗斯语言文字，仍敕令该馆，妥议章程，认真督课。所有学习各国文字之人，如能纯熟，即奏请给以优奖，庶不至日久废弛。
奕訢在文中特别提到俄罗斯文馆，其实是别具深意，因为一项改革举措，若以“借鸡生蛋”或“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加以推出，其遭受的社会各方面的阻力及其付出的代价或许能够轻一些，成功的把握也会大一点。奕訢诸人提出的方案，尚属应急措施，断无长期培养外语人才之打算：况且仿照故例，不逾祖制，人数也十分有限，故并未引起社会的公然反对。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年6月11日)，学馆在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中正式开课，后定名为“同文馆”。
然而，形势逼迫着人们改变策略。伴随洋务运动之步步深入，兴办新式企业的地方督抚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培养外国语言文字人才，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当将同文馆的课程范围扩及西方天文算学、火器轮船制造之术方面。顺应督抚们的呼声，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奕訢上折正式请求在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取具同乡京官印结或本旗图片，赴臣衙门考试，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年少聪慧，愿入馆学习者，呈明分别出具本旗图片及同乡官印结，一体与者，由臣等录取后，即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澈根源，斯道成于上，即艺成于下，数年以后，必有成效”。
应该说，奕訢等人的举措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但先进的事与物往往要经受一番痛苦的考验，方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接受。奕訢的此奏折刚一公布，就遭到了保守官吏的一致抵制。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通政使司通政使于凌辰、成都将军崇实、候补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先后出阵，充当起“反洋英雄”的角色，轮番发难，极力反对选拔正途人士学习天文、算学。尤其是帝师倭仁，身居要职，影响极大，他认为“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而洋人是我国宿敌，断不能忘此深仇大恨。庚申之役(指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种血海深仇，我朝二百年来之未有。近日却要择中国之聪明俊秀，变而从夷，这不正坠入夷人圈套之中了吗?长此以往，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成归于夷不止”。倭仁之论虽义正词严，但实属空疏无用，且充满了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
好在奕訢等人够聪明，论辩时没有同倭仁们正面硬碰硬，而是避其锋芒，虚晃一枪，利用高超的辩术将各路顽固势力一一击退。不过，洋务派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可谓不沉痛，天文数学馆第一次招生时，“正途投考者寥寥”，出于无奈，只好将正杂各项人员一律收考。总计报考者才98名，至考试当天又有26人缺考，最后仅从72名考生中勉强录取30人。开馆半年后，天文算学馆通过例考淘汰了20名“学经半年竟无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可怜的10个人。几经协商，奕訢等人遂决定将这10人与同文馆内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八旗学生合并，所谓的天文算学馆已是徒有其表、名存实亡了。
万事开头难，同文馆毕竟走出了全面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的第一步。在赞叹奕訢改革魄力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他的祖师爷康熙，正是继承了康熙的衣钵，认识到语言文字在国家兴衰中的重要作用，奕訢才最终下定决心，创建同文馆，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让我们记住300年前的那个春天，正是康熙皇帝的高瞻远瞩，才开启了中国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的航程。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改进并没有触动整个帝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无论是康乾之后的几代皇帝，还是王公大臣，他们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不能自拔。当西方的列强将中国的门户一点点打开之后，一些有识之士才猛然意识到，我们要向，西方学习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语言。
“斯语关乎国运”，信夫!
朱三太子：笼罩在康熙心头的阴影
王克强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四月初三这一天清晨，山东汶上县县衙内一片忙碌，大批八旗士兵拥入这块弹丸之地，衙役们慌张的神色似乎预示着将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卯牌时分，康熙皇帝委派的钦差——户部侍郎穆丹在衙门口飞身上马，汶上知县偕同捕快紧紧跟上，全副武装的八旗兵凶神恶煞地簇拥着他们，向致仕县令李方远府上飞驰而去。
此刻，李方远正与一位名叫张用观(字潜斋)的浙中名士在书房下棋消遣。突然，院墙外人声鼎沸，马蹄声像密集的鼓点一样，震得大地微微颤动。李方远正想派仆人一探究竟。猛然间一声巨响，府门被巨物撞开。官兵们不容分说，将李方远、张用观及其家人全部拿下，押往济南。
康熙皇帝为什么要劳师动众，去一座小县城捉拿一群普通人呢?原来，这批嫌犯中有一个人，是他亲政41年以来时时刻刻想铲除却始终无法得逞的要犯。这个要犯名叫张用观，他的真实身份是前明崇祯皇帝之子。此时此刻，各路反清势力也在寻找他，想通过他号召汉族民众，壮大己方的势力。康熙帝利用国家机器抢先一步捕得朱皇子，也使得笼罩清王朝半个多世纪的朱三太子阴影渐渐散去。
一
自清王朝定都北京伊始，明太子的去向，就是满人情报部门侦查的重点。因为“夷狄之有君，不如中夏之无也”的观念在汉族知识分子及民众中根深蒂固。明太子的存在是对清政权是否合理、是否合法的巨大挑战，满清统治者当然不敢掉以轻心。
据《明史》记载，崇祯皇帝共有七个儿子，其中第二、五、六、七子早逝。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从西安经山西直捣北京，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逼周皇后在坤宁宫自缢后，又用剑砍了袁贵妃和女儿长平公主，并对三个儿子——太子慈烺、三子定王慈炯、四子永王慈熠(定王、永王的名字诸史料颇有出入，本文以《明史》记载为准)作了吩咐，让他们都换上平民百姓的衣服，由太监护送出外逃生，然后寻找机会赶往南方重建王师，卷土重来。安排完毕后，他就带着一个老太监来到紫禁城后面的煤山上，在煤山东麓的一棵古槐树上自缢而死。当时太子慈娘16岁，定王慈炯13岁，永王慈熠12岁。
然而，太子三兄弟并没有逃出被李自成大军重重包围的北京城，三人先后被李自成军搜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