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生死承诺
作者：陆有军
就要分手了，我握着他们的手，说：“你们放心地回去吧！只要我陈健在一天，就会守着训华大哥一天！”
临别前，金训华的父母问我和晁亚珍有什么要求，我们摇了摇头。当年的知青战友们也再三问我有什么困难。我摇了摇头，认真地说：“上海是我的故乡。但是，每个人对人生的理解和选择都不一样。经历了那一场生死考验，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一辈子，我什么要求都没有。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能在有生之年，坚守这个承诺。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生活没有冷落我，北大荒那片白桦林是我永远的守望
光阴荏苒。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由一个毛头小伙子，变成了两鬓苍苍的老头儿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诺言，面对外面的世界心如止水。这些年来，我从双河大队的上海知识青年，变为逊克县建筑工程公司集体工人，又成为逊克县木材加工厂工人，最后以逊克县林业局木材检查站国家干部的身份退休。在这长达37年的时间里，我时时处处都以金训华烈士为榜样，我在心里告诫自己：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不能给金训华烈士丢脸。
直到现在，我和晁亚珍还住在不足30平米的小平房里，屋内没有一样豪华家具，没有一件时髦的衣服。虽然生活很俭朴，但我和晁亚珍都感到十分充实和满足。在木材加工厂工作期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年，我还多次被木材厂评为先进党员、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有人问我：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淡淡地一笑，回答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给金训华大哥丢脸！”
事实上，我在生活中都是这样坚守的。
那年，我在远离县城百余公里的二连木材检查站当检查员。一天深夜，一辆满载红松的汽车被我拦住了。从驾驶室里跳下来一个嘻皮笑脸的人，一见面，就往我怀里塞了一条红塔山香烟。我心头一惊，这小子贿赂我，肯定有鬼！我将烟拿出来，递还给他：“你这是干什么？”
那人急忙说：“没什么！没什么！我看你们整天整夜地检查怪辛苦的，特意买了一条烟，慰劳慰劳你们！”
我手一挥，严厉地说道：“请把你的证件、手续拿出来！”
这个人摸索半天，拿出一张纸条来。我一看，是一位朋友写给我的。但我二话没说，果断地将这车木材扣下了。
两天后，我接到了妻子的电话，她让我立即回家一趟。我一到家，她就将一封信交给了我。
我问：“这是谁寄来的？”
晁亚珍满脸恐惧地说：“今天早上，在咱家门缝里看到的。”
当我将信打开时，“哐当”一声，从信封里滚出一颗子弹，掉落在地上。我展信一看，上面写着：陈健你看好了！你别给老子装什么认真！如果你执迷不悟，这颗子弹就是给你的最好礼物。然后，我们再枪杀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子，你就自己掂量着办吧！
看完信，妻子哭了，她劝我：“别在那个地方干了！如果这样干下去，咱家不得出人命吗？”
我笑了，轻轻地拍着晁亚珍的肩头：“别哭！你也别害怕！他们这是在恐吓我。你想想，如果我玩忽职守，能对得起组织对我的信任么？能对得起金训华烈士送给我的这条命么？”
这些年来，我虽然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诺言，坚持陪伴着金训华烈士，坚持在生活中不给金训华丢脸。但在我的内心深处，仍有一个无法排遣的痛苦，那就是，我对不起自己的家人！我是家里的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为了诺言，为了理想，我一直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这是压在我心头的一块无法搬走的巨石！
记得1983年4月初，父亲突然病重，妹妹给我打来了电话。我把家中的事情安排妥当后，连夜乘车回到了上海。当我推开门时，一眼就看见了我那憔悴不堪、两眼浑浊的老父亲。我大呼一声：“爸爸！”一下子跪在了父亲床前。我声泪俱下地哭诉道：“爸爸啊！请您老人家原谅儿子吧！您给了我第一次生命，可金训华大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他把生的希望给了我，而把死亡留给了自己。爸爸您想想，我能把金训华大哥的遗骨扔在黑龙江不管吗？爸爸，我何尝不想回到上海，陪伴着双亲啊！”
我一边哭着，一边将父亲喜欢喝的红高粱酒、东北的没有施过化肥的小米，还有我在林场工作时在深山老林挖得，珍藏多年的一株老山参，一一拿了出来，给老人看。
父亲轻轻地摇了摇头，低沉着嗓音问道：“健儿，你豁出一切，去守着死去的金训华，值不值？”
我回答得特别干脆和响亮，说：“值！”
听到我的回答，父亲点了点头，从他那浑浊的双眼里，滚落了两颗泪珠。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三个多月里，我不分昼夜地守在病榻前，给老人端水喂饭擦身子，一步也不愿离开。妹妹和妹夫担心我挺不住，要替换我。可我怎么能让他们替换？我欠父亲的实在太多太多了啊。这么多年来，他老人家一直放心不下远在北大荒的儿子，每年都从自己微薄的退休金里挤出三四千元钱寄给我。可我给了他们什么？现在，父亲要去了，我无论如何也要尽点儿孝道啊！
父亲弥留之际头脑一直很清醒，他将母亲和我叫到跟前，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父亲吩咐母亲：“我走了之后，不要强留健儿。从金训华死的那天起，他就不属于我们了……你要想得开……”
母亲含泪点了点头。
父亲的手渐渐冰凉了，可还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他放心不下儿子啊！
“爸爸！”我在父亲的遗体前长跪不起。
这天是1983年4月4日，父亲离开了我们。
处理完父亲的丧事，我在上海陪着母亲过了一星期，又回到了逊克县。
命运没有停止对我的考验。
2005年2月，一向体弱多病的晁亚珍来到逊克县人民医院看病。在医院的检查单上，赫然写着几个字：尿毒症！而且已经非常严重了！唯一能够让她活下来的治疗办法，就是换肾。
我一下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恶耗击倒了。换肾的巨额医疗费，对已退休的我和下岗的妻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一夜之间，愁得我两鬓斑白。怎么办，怎么办啊？
晁亚珍主张放弃治疗，我抚着她泪流满面的脸，说：“你不要怕！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你的病治好！”我和她相依相偎、相亲相爱18年了，这18年的感情是什么也无法代替的。我怎能没有她陪在我身边啊！
我从朋友和同事那里借来了一些钱，领着妻子来到了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观察，医生还是那句话：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
可换肾需要巨额资金，我怎么拿得出这样一笔数额巨大的钱！我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
无奈，我又搀扶着妻子离开了上海。在家中，她仅靠一些极普通的药品维持生命。眼见着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眼见着她一天一天消瘦，我却无计可施。我背地里不知流了多少无助的泪水。如果得病的是我，我肯定放弃了。可偏偏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默默支持我的妻子病了啊，我怎么能放弃呢？
有一天，我听人说，山东省潍坊市东方肾脏医院不用换肾也能医治妻子的病，便赶紧搀扶着妻子，来到了那里。
在东方肾脏医院治疗期间，我买了两个镜框，小心翼翼地将我们的结婚照和我为金训华烈士守墓的照片装裱一新，放在床头。我整夜整夜不能入眠。我久久地凝视着憔悴不堪的妻子，心想：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得让她活下来。
我总是想方设法让妻子吃上可口的饭菜，而自己却偷偷地躲在一旁，就着咸菜喝凉开水，啃上顿没吃完的硬馒头。在病魔的折磨下，晁亚珍的情绪时好时坏。有时，她饭不吃，脸也不洗，枯坐在床上，瞪着眼睛，一声不吭。看着昔日善良温柔的妻子变成这样，我心都要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