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杜拉斯首次面世作品选萃》
作者:[法]M·杜拉斯
不顾一切地长大,不管细菌的威胁,还有,很快人们就教我的,罪恶的威胁──但这还在其次。致命的罪恶可以害死它的罪魁祸首(在我身边人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例子),最可怕的,不是不存在罪恶的细菌──人可以到处犯罪,甚至在本土──但人们不仅可以在行动上犯罪甚至还可以在思想中犯罪,在这片大殖民地上,细菌四处蠕动,在这种事情上毫不留情,而思想,它是那么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控制,却照样可以害死它的始作俑者。所有的威胁都没能阻止我长大──我的骨骼的钙化对此置若罔闻,并没有延缓自身的生长。当谎言也和霍乱一样能害死人的时候,我已经变得比我自身的不幸、我自身的细菌、我自身的毒蛇强一千倍了,如果我生在第戎,几个月都生活在一根绷紧的吊绳上,除了烦心去避免我自身不可见的和不可控制的东西,身外的细菌、体内致命的思想,都不能阻止我在适龄的时候进入青春期。如果这是所有如此微妙、如此艰难的分分秒秒组成的惊险杂技,有时候我还是会惊讶,有那么多的人都在从容地经历,我还是和其他人一样成功了。中国变得更加遥远了,还有小脚和小鸡。然而,当我对自己说存在是怎样的竞争,人们教我只有白人才真正地竞赛,而当地人,他们被淘汰、不让从事公职,是因为从他们一出生、甚至永生永世都罪孽深重,怎么斗争都无济于事,致命的罪恶也害不死他们,因为可以说他们是免疫的,就算罪恶在他们的灵魂里蚁聚,像细菌在他们体内一样,都是无害的,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此外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因为如果罪恶也会害死他们,那么法国人,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在印度支那会怎样?)是的,然而,是的,我还记得。那中国人呢?我问自己。中国人什么?他们也一样罪孽深重?但是中国人,人们对我说,他们跟我们无关,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我们在我们的地盘上,我们何必去操心中国人呢?
时间继续流逝。我继续长大。一天,我很高兴地发现,人不会动不动就因为罪恶而死去──啊!完全相反──最好的证据就是那些骗我告诉我先前那些相反的东西的人都健康如鲜花怒放。我发现这一推理的时候已经应该算很晚了,但我还是像每个人一样发现了它。这就是我童年的终结。后来人们教我几何、法语、拼写和殖民征服的伟大,关于终究离开了父
母家的贞德的事迹,关于反殖民统治的革命,关于罗伯斯庇尔(注: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革命家,在法国大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是他主张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最后自己也葬送在革命广场的断头台上。),说他是个粗人,关于圣茹斯特(注:(Saint-Just,1767-1794):法国革命家,法国大革命的中坚分子,1791年出版了《法国革命与宪法精神》,最后死在断头台上。),说他是背信弃义的小人,关于路易十六,他原本可以尽快逃走的,关于拿破仑,他是科西嘉岛人,关于法国,她是我的祖国,她付给殖民地公务员的工资却不高,这以后什么都不能再阻止我去怀疑所有话语,最终理智地成长。中国完全远去了,我的小脚小鸡的世界沉没到无尽的黑暗里,无依无靠,但我又能怎样?总得让童年过去。这要花很多力气和时间。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回到童稚之年的中国,回到那些小鸡和那些小脚。很多,真的。至少对我是这样,那很漫长。十七岁的时候,当我到了法国,我还想在卢森堡公园玩捉迷藏。仅仅过了一年,我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喝我旅店房间里的水了。说服自己蛀虫是无害的花了更长的时间。但我还是做到了。我和每个人一样,也学会了认为生活是美好的,是无穷的宝藏。在这些小小的成功面前,其余的都无足轻重。每样东西都有各自的时间。就是在这些胜利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取得其它的凯旋,伟大的凯旋,于是我们就成了和大家一样的人,于是中国在你的土地上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因为什么都无济于事,中国总会和你有关,人类的新的微笑不是一直都和你有关么?不。我希望她跟你有更多的关系,怎么说呢?在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她显然已经和你有关系了。当然,这个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些东西,有一些满足是小孩子,很小的小孩子,很小的生命特别热切期盼的,它们在大人眼里不足挂齿、视而不见,但孩子们却非常在意。对他们来说,那就是真正的痛苦,比如说知道一个蛋壳不能被好斗的、忘恩负义的嘴巴最初的几下子啄开,只有一只小鸡雏的绝望和盲目,蛋壳完好无损,从此一无是处。或者知道有那么一些脚的存在,被窒息、被扼杀,在它们所谓的主人有意无意的时候簌簌地在阳光下索取立锥之地。但是什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家或多或少都是这样过来的,总之,我现在想说的就是一直以来,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从小脚或小鸡或其它东西开始,所有的美德,所有的教育──最坏的和最好的都一样──我们总能企及。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未发表的文章,无日期,写于1950左右)
绝妙的,必然绝妙的克里斯蒂娜·V.
我永远都不会去见克里斯蒂娜·V(注:克里斯蒂娜·V.:即克里斯蒂娜·维尔曼,也就是法国著名的“维尔曼事件”或“小格利高里事件”的主人公。1984年10月16日,4岁半的小格利高里·维尔曼的尸体在离家不远的小河里被他父亲发现。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先是孩子的舅舅,之后是孩子的母亲克里斯蒂娜被当成嫌疑犯关押,但都因为没有证据而释放。但孩子的父亲认定孩子的舅舅是凶手,于1985年3月29日开枪杀死了他。1993年案子告一段落,没有找到凶手。2000年6月,因为找到一张邮票的线索,案子重新提出审理,但DNA检验也没有发现新的疑点,该案于2002年4月结案。)。太迟了。但我见过法官,他肯定是离这个女人最近的人。她对他说的话想必最多。他说:“对我而言,要控告她,要熬过那个时刻真是可怕。”他说克里斯蒂娜聪明,说她垮了,精神方面。我问她的脸长什么样。和德尼·罗贝尔一样,他也说是一张漂亮的面孔,但眼神略微有些心不在焉。今天早上,星期六,我在把她送去监狱的车上看到一张她的照片,我也觉察到了这种心不在焉,这种目光凝住的微微的呆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