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伯克修辞学思想研究述评
作者：邓志勇
关键词 伯克研究 特点 趋势 意义
当代美国修辞学最有影响力的学者肯尼思·伯克(1897—1993)享有“亚里士多德第二”之美誉。美国定期召开伯克研讨会，各大学里的修辞学系、传播系、英语系等纷纷开设博士、硕士课程“伯克专题研讨”，文学、社会学、交际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不断从伯克那里吸取营养，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伯克在修辞学领域的泰斗地位和在相关领域的重大影响。本文主要对伯克研究作一综述，力图展现国内外伯克研究的特点和未来发展趋势，同时也谈谈在我国进行伯克研究的重大意义。
1 伯克生平及学术贡献
伯克于1897年5月5日出生于美国宾西法尼亚的匹兹堡。受其父亲影响，他爱上了文学。上高中时，伯克加入文学社，并与该文学社成员Malcolm Cowley来往密切。伯克曾一个暑假在匹兹堡一家工厂打工，这段经历使他对技术产生了一种反感，并萌发出走他乡的念头。1916年高中毕业后，他投奔到新泽西亲戚家，然后又在纽约一家银行找了个跑腿的活干，可3个月后就辞了职，进了俄亥俄州大学读书，一个学期后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但最终由于对该校颇感失望而退学。伯克曾与Malcolm Cowley，Matthew Josephson，Hart Crane，Alien Tate，E.Cummings，等作家组成非正式的作家群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一家船厂工作，干着“制造检测仪表的度量表”(making gauges to check gauges)的活儿。1921年他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名为“The Dial”的杂志社工作，当过审稿人、纂稿人、翻译、音乐评论、编辑等。1924年，他还在该杂志社工作期间，出版了一部小说，题为“The White Oxen and Other Stories”(《白公牛和其他故事》)。此外，他也发表了不少散文、诗歌、书评等。1929年伯克由于为美国文学做出杰出贡献而被授予“The Dial Award”奖。遗憾的是，同年该杂志停止发行，伯克因此颇感失落，于是就转到一家基金会做关于吸毒方面的研究和写作，这为他后来研究著名诗人SamuelTaylor Coleridge打下了基础，因为Coleridge也有吸鸦片的嗜好。此外，伯克还为公共卫生局做过编辑工作，并曾担任Nation(《国家》)和New Republic(《新共和国》)两家杂志的文章评审员和音乐评论员。1931年，伯克出版第一部文学评论著作Counter-Statement(《反论》)。
在1930年代初期，伯克的个人生活出现了波折，他爱上了妻子的妹妹，于是与妻子离婚，与其妹结婚并生育了两子。这段生活波折反映在伯克1932年出版的小说Towards a Better Life(《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中。
1935年，伯克出版了Permanence and Change(《永恒与变化》)，同年美国召开第一届作家大会，伯克“意外地”当选为这个新成立的作家协会的常务理事。1937年伯克开始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校”(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教授文学批评，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同年，他出版了题为“Attitudes Toward History'’(《对历史的态度》)的著作，这是将文学态度作为象征行为进行研究的专著。在1943至1961年间，伯克在Bennington College(本宁顿学院)任教，期间也时有中断。总之，伯克大多时间是当“吉普赛”式的学者，曾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西北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著名高校执教。1966年本宁顿学院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1940年代，伯克先后出版了两本重要著作：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文学形式的哲学》)(1941)和A Grammar ofMotives(《动机语法》)(1945)；前者汇集了伯克在1933至1940年之间撰写的评论性文章；后者是他拟出版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1950年，伯克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即A Rhetoric of Motives(《动机修辞学》)出版了。可惜，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A Symbolic of，Motives(《动机的象征》没有问世。伯克最后两部重要著作于1961和1966年先后问世：TheRhetoric of Religion(《宗教修辞学》、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作为象征行动的语言》)。前者标志伯克已从诗学转向神学，把神学当作语言运作的一个模式来研究。伯克对学术界的巨大贡献于1981年得到了认可，他被授予美国国家文学奖章，并获15000美元奖金。(以上主要参见Foss et al，1985：153—157)
伯克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作为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伯克关于文学的观点以及关于文学形式的理论在文艺理论界颇有影响。伯克学术生涯是以文学创作开始的，这个阶段的主要成果是诗歌和小说。之后，伯克转入了文学研究阶段，其主要成果是影响深远的《反论》、《永恒与变化》和《文学形式的哲学》。伯克认为，文学是生活的武器(Burke，1931：61)，这是对当时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观点的一种回应。在伯克看来，文学本身是有目的性的，是一种修辞，同时也是作者的自我显示。伯克对文学形式的定义，即文学形式是对欲望的激起和满足(Burke，1931：31)，以及对语言戏剧的运作过程的描述，即污染——净化——拯救(Burke，1961：4—5)颇有见地，为文学分析和欣赏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引发大量伯克式的文学分析的经典之作。(参见Zaeharias，1988；Mullican，1981)
作为一个哲学家、思想家，伯克对语言哲学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伯克的语言戏剧观，与当代语言哲学家Jane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可谓殊途同归，却比Austin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早几十年。伯克虽然没有像Austin那样把言语行为分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但他却从另外的视角描述了象征行动的性质、特征和运作。伯克对语言哲学的贡献在Feehan(1989)的文章有中肯的评价。第二，在论述语言与现实的关系方面，伯克(1935)认为，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各种背景，包括“训练出来的‘无能”’(trained inca—pacity)，形成了自己的“术语屏”(Terministic Screen)，任何人使用语言去反映现实，都是对一种对现实的“偏解”(deflection of reality)。与当今人们所崇拜并经常引证的语言哲学家关于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