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痛苦鲁迅
作者：周晓明
以濡相沫亦可哀。
聊借画图始倦眼，
此中甘苦两心知。
七、“我就得横站”
从鲁迅与左右两大势力的关系看，鲁迅也陷入“横站”的苦境——既要应对敌方的攻击，也要防范“同一阵营放来的冷箭”；而后者尤其让鲁迅感到矛盾和痛苦。
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抵达上海后，开始了新的生活，也卷入了新的矛盾和纷争之中。
鲁迅来到上海后，本来打算与创造社、太阳社联合，担任复刊后的《创造周报》的撰稿人。但是，1928年初，创造社、太阳社的一批成员在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把批判矛头突然指向鲁迅等新文学作家。他们宣称阿Q时代过去了，鲁迅“完全变成一个落伍者”，甚至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式的“二重反革命”等。鲁迅也连续撰文予以还击。从而引起了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这场论争持续一年多，共发表文章100多篇。
1929年，中央得知论争情况后，要求站在党的立场上，停止论争，团结争取鲁迅。根据党的指示，左翼文化工作者中的部分党员开会讨论，统一认识，决定在刊物上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冯雪峰、夏衍、冯乃超等拜访了鲁迅，转告了党的指示精神，争取鲁迅的谅解。鲁迅也毫不犹豫地同意，停止了和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并参与了发起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
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成立，鲁迅被选为常务委员。从成立至1936年二三月份自动解散，“左联”、尤其是后期“左联”（1931-1936）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日甚一日；而“左联”内部也存在种种不良倾向，诸如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某些领导人“工头”、“奴隶总管”式的恶劣作风，鲁迅不得不“横着站”：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批判“新月派”、并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进行论战；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批判左翼阵营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潮，包括应对来自“同一营垒中人”的“辱骂”、“恐吓”或“暗箭”。
例如：
1930年5月7日，鲁迅在冯雪峰陪同下，在爵禄饭店秘密会见共产党领导人李立三。李立三曾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婉言拒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李立三竟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苏联去了。……”（周建人：《关于鲁迅的若干史实》）这种情形，正如鲁迅过去曾感叹过的：
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两地书》）
1933年春，“左联”的四位成员联名发表文章，斥责鲁迅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带着白手套的革命家”。
1934年，一位“左联”的青年成员化名“林默”，说鲁迅当时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短文是“花边文学”，“往往渗有毒汁……”
1935年夏天。一位“左联”中的共产党员化名指责鲁迅，说他和敌人“调和”，而使追随他的青年人“死得不明不白”。
所有这些，使鲁迅处境十分艰难，他说：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却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鲁迅书信集》）
1935年，鲁迅甚至有点心灰意冷了：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鲁迅：《致萧军、萧红》
八、“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从鲁迅的身体看，年轻时谈不上身强力壮；进入中年时便不断为各种病痛所折磨，并最终早逝于疾病。
须藤五百三是鲁迅上海时期主治医生之一。据《鲁迅日记》记载，1932年10月20日就开始与须藤书信交往。鲁迅病逝近三年左右时间，须藤经常给鲁迅父子治病，几乎就成了鲁迅家的私人医生和常客。他曾这样概括鲁迅的身体和病史：
我觉得鲁迅先生生来就不是健康的体质，即以先生日常的谈话看来，先生自少年时代，身体便不见得壮健。
先生自七八岁起即患龋齿，一直到二十四五岁，都在担心脱牙和临时应急，差幸这样的过去了，及至二十六七岁时，终于有全部镶牙的必要了。
先生自身于四十四五岁时已有结核，尤其是肺结核的预感了。（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
伊藤的说法，表面上与鲁迅本人乃至周海婴的说法都有矛盾之处：
其实，我的体子并不算坏，十六七岁就单身在外而混，混了三十年，这费力可就不小；但没有生过大病或卧床数十天……（《鲁迅书信集》）
但阅读鲁迅日记，可以发现：至少自30岁起，鲁迅便时常为各种病痛所折磨。特别是到了中年以后，鲁迅日记中病状描述和求医问药的记载更是频繁。仅从1934年算起，鲁迅日记提到须藤的地方就有近二百处。
到了1936年，鲁迅身体越来越差。下面是鲁迅日记中有关病痛的记载：
1月3日：肩及胁均大痛。
3月2日：下午骤然气喘。（延至8日“渐愈”）
5月15日：往须藤医院诊，云是胃病。（此后一直发热、发烧未愈）
5月31日：下午史君引邓医生来诊，言甚危。
6月5日：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
8月1日：肺已可矣，而肋膜间尚有积水。衡体重为三八·七启罗格兰，即八五·八磅。
8月7日：往须藤医院，由妹尾医师代诊，并抽去肋膜间积水约二百格兰，注射Tacamol一针。
8月13日：夜始于痰中见血。
9月5日：下午须藤先生来做注射。为《中流》（二）作杂文毕。（即后来发表于同月20日《中流》一卷二期的《死》）
10月1日：午后往须藤医院诊，云小有感冒，广平同去，称体重得39.7K.G.(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1K.G.,计约二磅。
10月18日：星期
1936年10月18日：鲁迅“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延至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许寿裳：《鲁迅年谱》）
须藤曾这样描述鲁迅逝世前的病情和心态：
在先生逝世之前的一天，和先生谈话中说到先生的身体，若由医生来评论，是筋骨薄弱，并应列举痔核，牙齿全缺，胃扩张，肠弛缓症，胸膜炎，喘息，肺结核等病症。……
这样我就觉得先生肉体方面，颇有缺损和不全，体力减退筋骨薄弱。要是普通人的话无论如何是不能够活泼池继续工作的。不过，先生平日是晚上早唾，每在夜间一二点钟起来工作，读书。他的辛烈的透明冷彻的脑力之能充分发挥，是这结核性体质的特征，又是普通结核性体质所具备的。……先生不是以肉质来经营生命也不是以筋力来工作，他是单凭着精神来生存来工作的。（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
然而，“单凭着精神来生存来工作的”虽然有效，但也有限。鲁迅终于支持不下去了。许广平在《最后的一天》中详细记载了鲁迅生命最后的日子。
1936年10月22日，在鲁迅葬礼上，许广平的献词是：
……你曾对我说：“我好象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
这就是鲁迅，一个有着“大心肠”、“大慈悲”，同时亦承担着“大痛苦”的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却一心一意想放他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