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痛苦鲁迅
作者：周晓明
对于这种婚姻痛苦，鲁迅很少直接表述；但在其他有关文章中，可以看到鲁迅的心迹：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
……
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
六、“此中甘苦两心知”
从鲁迅尔后的情感经历看，鲁迅终于“一掷身中的迟暮”，发出“我可以爱”的呼声，冲破世俗偏见与许广平大胆相爱。但即使如此，旧时婚姻的枷锁，鲁迅至死也未曾完全摆脱；而与许广平的相恋，也是“此中甘苦两心知”。
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许广平出生刚三天，其父外出赴宴，喝得酩酊大醉，与同席的马姓“劣绅”“碰杯为婚”，将许广平许配给他的儿子。为了摆脱这桩婚事，许广平逃婚离家，北上求学，于1922年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其间，许广平曾与北京大学学生李小辉恋爱。1924年1月，李小辉因患猩红热而死亡。
1923年10月23日，鲁迅开始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讲师。1924年5月21日，女师大初闹风潮，鲁迅开始卷入支持学生的活动。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了第一封求访信件。4月12日，她和同学林卓凤陪同，首次鲁迅寓所拜访。此后，鲁迅与许广平的书信往来日渐频繁（从1925年3月到7月之间，鲁迅与许广平通信达四十余封，“差不多平均36个小时就写一封信”）。5月7日，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在演讲时被学生轰走；9日，许广平、刘和珍等6名学生被开除；女师大风潮遂再次升级。鲁迅采用各种方式，支持乃至领导女师大学生运动，并遭到教育部解除佥事职务（8月14日）。也是在女师大风潮愈演愈烈过程中，鲁迅与许广平情感也越来越升温，最终走到一起。
次日，即1925年10月21日，写出小说《伤逝》。
1926年3月18日，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发生。
1926年6月中旬，出于政局、经济和感情各方面的考虑，鲁迅决定离开北京南下。7月28日，鲁迅收到厦门大学寄来的数百元薪水、路费，正式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8月26日，他在家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和许广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车，送行的朋友和学生有十多人。当时他和许广平约定是：离京南下后，先分开两年，各自作些准备，再决定将来的生活。
1926年9月2日，鲁迅乘船赴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许广平则于同日乘船赴广州工作。由于分居两地，书来信往，更密切了二人的关系。鲁迅终于摆脱了世俗的藩篱：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1926年12月31日，鲁迅辞去厦门大学一切教职。
1927年1月18日，鲁迅抵达广州与许广平相聚；时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2月20日，与许广平一起宴请也到中山大学任教的老友许寿裳。此后一起游玩，或远足，或看电影，请吃饭，持续至3月1日。3月29日，因不满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傅斯年聘顾颉刚来校任教，与许寿裳一起迁居校外，住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并请许广平也同居一处。
继上海“四·一二”事变后，广州发生“四·一五”政变。当日，鲁迅以教务长身份召集中山大学各系主任会议，力主营救当日事变中被捕的学生，但无人附合。4月20日，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在白云楼闭门不出。
9月27日，鲁迅、许广平乘船离开广州；10月3日抵达上海，住上海共和旅馆。10月8号，从共和旅馆迁入东横滨路景云里23号寓所。从此，鲁迅与许广平正式开始了同居生活。同居时，寓所仅有一床、一桌、两椅，此外就是书籍了。
尽管鲁迅与许广平真心相爱。但这种“师生恋+黄昏恋”、“婚外情+同居”，在当时并不为世俗社会和一般庸众所接受。因此，对外不免遮遮掩掩，对内也摆脱不了“内心的矛盾”和“紧张”。
事实上，就在鲁迅到厦门不久，北京和上海的熟人间已经有一种传闻，说他和许广平同车离京，又从上海同船去厦门，“大有双宿双飞之态”？
1928年2月9日（此始与许广平同居不到半年），鲁迅收到周伯超来信。后者自称鲁迅钦慕者，却这样指责鲁迅与许广平关系：
鲁迅先生：昨与××××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周伯超：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致鲁迅信）
因此，鲁迅和许广平同居之后一段时间，仍“左盼右顾，如履薄冰”：
他将许广平的卧室设在三楼，自己则住二楼，对外只说她给自己当助手，作校对，除了对极少数亲近朋友，一概不说实情？即便去杭州，实际上是度蜜月，他也要遮遮掩掩？动身之前？他先要杭州的朋友预订一间有三张床的房间；到了杭州，许钦文等人接他们到旅馆，住进那房伺后，正要离开，他却唤住了许钦文，眼睛盯着他，“严肃他说:‘钦文，你留在这里？以后白天有事，你尽管做去，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他并且指定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将自己和许广平隔开——这是怎样奇怪的安排! （许钦文：《鲁迅在杭州》）
许广平也是这样。从一开始，许广平就没有向亲属说过实情，直到1929年5月，才将实情告诉前来上海探望她的姑母。其时，许广平已经有了五个月的身孕，不得不对家人公开与鲁迅的关系。告诉姑母实情后，许广平对鲁迅解释说：
我的亲人方面，如由她说出，则省我一番布告手续，而说出后,我过数月之行动（指生产）可以不似惊弓之鸟，也是一法？（《两地书》）
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心态，还是“惊弓之鸟”似的。
在鲁迅这一面，也是从这时候起，才觉得“前途似乎毫无障碍”，开始有意将关系公开化；但在陆续告知外地朋友时，底气依然不足，语气依然是含糊的：
似乎是京沪都在传说，说我携了密斯许同住于厦门了。那时我很愤怒，但也随他们去罢。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后来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屋子里——但自然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们，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哑口无言了。（《鲁迅书信集》）
此后，尽管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但直到病逝，鲁迅并没有走得更远：他仍然顾及着母亲，尤其是朱安；也从未给许广平所谓“名份”。鲁迅曾有一首旧体诗，回溯他和许广平的情感历程，从中亦可体察鲁迅有甘有苦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