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痛苦鲁迅
作者：周晓明
于是，鲁迅“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业余时间就与老友许寿裳去琉璃厂搜求旧书、碑刻拓片。
1912-1917年，鲁迅经历了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状况越来越感到失望，只好采用各种办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白天九、十点钟才起床上班；到黄昏时才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从石刻拓本抄古碑，或阅读抄写佛经、墓志、旧书，临摹影写造像、画本，“有时或至一二点钟才睡”。鲁迅有首悼念亡友范爱农的诗，其实也是当时自伤心情的写照：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
——《哀范君三章》
回顾鲁迅这段职业生涯，有两个特点——
一是不断地寻求，又不断地走出；始终处于“在路上”的状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一直到现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二是越来越加重的“孤独”和“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呐喊·自序》）
“在路上”是人生的漂泊，而“孤独”和“寂寞”则更是精神上的无所皈依。两者导致的都是大悲哀、大痛苦。
四、“呐喊”与“彷徨”
也正是因为经历了这种种大悲哀、大痛苦，一个看似偶然的契机，促使鲁迅终于开始发出自己的“呐喊”：1918年夏秋之交，钱玄同来绍兴会馆探望鲁迅，见他常“寓在这屋里钞古碑”，便劝他“做点文章”。
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鲁迅自1918年5月在《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又连续发表了《孔乙己》、《药》和《故乡》、《阿Q正传》等十多篇小说。后以《呐喊》为题结集出版（1923年9月）。他还在《新青年》“随感录”专栏上，发表一系列批判封建主义及种种“时弊”的杂感；另外，他还发表过一些新诗，从而形成了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从1920年秋开始，鲁迅到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及世界语专门学校任兼职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文艺理论等。《中国小说史略》是他讲授这门课程的讲义。
1924-1926年，是鲁迅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时期。三年间，鲁迅创作了小说集《彷徨》、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5篇散文、杂感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和《坟》集中的部分杂感。
然而，这一时期也是鲁迅复陷于孤寂与彷徨的时期。
新文化统一战线发生分裂，使《新青年》同人“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其间（1925年8月14日），曾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企事职务。面对依然强大的封建势力及封建复古派的猖狂反扑，鲁迅自觉得“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新的战友在那里呢？（《〈自选集〉·自序》）
1926年1月16日，鲁迅在平政院控告章士钊违法免他职务胜诉，恢复教育部佥事职务。同月，辞去女子师范大学教职。
1926年3月18日，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北京《京报》披露段祺瑞政府拟通缉鲁迅、许寿裳等五十多名“罪犯”。于是，在亲友的劝解下，鲁迅先后避难于《莽原》社、山本医院。4月15日，因直奉联军逼近北京，鲁迅遂避难于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5月2日始回寓所。8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同年九月《彷徨》印成。鲁迅后来曾写下这样一首《题〈彷徨〉》的诗：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回顾鲁迅这段经历，我们看到的仍是一个痛苦的鲁迅：他为痛苦而呐喊；呐喊后仍然是寂寞与彷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彷徨·题记》）
五、“陪着做一世牺牲”
从婚姻和情感看，鲁迅经历长达近20年的无爱的婚姻。绝望之余，亦曾有“陪着做一世牺牲”喟叹。
1899年，在亲戚的斡旋下，由谦少奶奶做媒，鲁迅与朱安订婚。
朱安，又称阿安，母家的长辈又叫她为“安姑”或“安姑娘”。她于1878年生于绍兴城里丁家弄一户富裕人家，朱安的父亲叫朱跃庭，胞兄叫朱小云，家中有两幢三进屋宇，有书房，有石池，有花园，也是殷实人家。朱安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旧式女子，三寸金莲。鲁迅对这门亲事是一直反对的。鲁迅赴日后不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后来还写信给母亲“让姑娘另嫁人为好”。1906年7月，鲁迅接到“母病速归”电报，从日本赶回绍兴。次日（7月26日）等待他的却是与朱安的旧式婚礼：
婚礼照例是在新台门大厅里举行的，二哥说要回来，但还没有回来，除了三个台门里的本家，很少有什么客人来，也不演戏，一点也不热闹。也许由于我大哥的意见，我母亲一切从简，只是在仪式上，还是照旧，由老台门熊三公公来祝寿，还是拜堂，我大哥装了假辫子，真是活受罪。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我大哥的失望是很难形容的，这也难怪，俗话说：生意做勿着，一遭，老婆讨不着，一世。这是一生一世的事呢，当然，老公嫁不着，也是一世不着，是一样的，也许更痛苦。（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
结婚当晚，鲁迅为朱安揭开盖头后，发现朱安两眼深陷，长脸大面，皮肤黝黑，便更加不高兴。他独坐翻书，彻夜未眠。朱安数次小心地说：“睡吧。”鲁迅一字未答。接下来的两天里，鲁迅都睡在母亲房中。第四天，鲁迅便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一去三年。结婚当天，当亲友们前来贺喜的时候，鲁迅就曾凄然而又自嘲地说：“是母亲娶媳妇。”鲁迅后来还曾对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西三条胡同住屋》）
鲁迅回国后，曾有1年半时间就在绍兴任教（1910年7月-1912年2月），但他却住在学校，很少回家。即使偶尔为看望母亲周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有意不与朱安接触。这一时期鲁迅心情十分沉郁，“囚发蓝衫”？不修边幅，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
1912年5月至1919年底，鲁迅在京7年，也始终未将朱安接去同住，一个人过着苦行僧般的独居生活，孤寂地坐守青灯黄卷，沉湎于拓片残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