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武夷山交锋记
作者：李建军
在参加文学会议的时候，我偶尔会与我批评过的作家不期而遇。有些著名作家看见我，如遇寇仇，怏怏不乐，拂袖而过。“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我这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但事情也有例外者，——我第一次见到莫言先生，就领享了“不虞之誉”。
那是在2003年10月浙江的一次作家聚会的晚宴上。由于飞机晚到，我和陕西评论家邢小利进去的时候，陈忠实、莫言等作家已经在座了。我刚坐定，就听莫言问近旁的陈忠实：“这是李建军吧？”陈忠实说：“是。”只见莫言站起来，一边伸出手来，一边对我说：“读了你的几篇文章。写得很精彩!”我答道：“你能这么说，我很高兴!”莫言先生的谬奖，让我很是意外。他的《檀香刑》，我花了几天时间细细读罢，认为它不仅并不像某些人说得那么好，而且，还有很多问题，便写了一篇题为《是大象，还是甲虫》的长文，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文章刊发后，引起较大的反响。莫言说的“几篇文章”，应该是包括这篇批评《檀香刑》的文章在内的。当然，此后，一起活动多日，我们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即使擦肩而过的时候。
两年过去，2005年11月27日，因为参加《北京文学》在武夷山举办的“全国中篇小说年会”，我又见到了久违的莫言先生，只是这次不是在饭桌上，而是在飞机上。有一点跟上次一样，那就是，我又比莫言先生迟到了。不过，这次距离更近：我们坐在同一排。然而，这一次，莫言先生没有客气地伸出手来，也没有称赞我的文章写得好，而是，还没等我坐稳，就笑嘻嘻地质问道：“李建军，听人说你最近在南京又骂我了？”我随口回答：“什么叫骂你呀？”他又说：“我最近要出一本书，我对我的责编说，一定要好好校对，千万不要让那个李建军又挑出什么毛病来。”我诚惶诚恐，无话可说。他又问我：“李建军，你读过我的《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吗？你不是提倡现实主义吗？难道我的这些作品里没有现实主义吗？”我答道：“不读你的作品，我怎么研究你？”关于现实主义，我没有多说，因为这个话题，恰好就是我想在这次会上着重探讨的。过了一会儿，飞机起飞，我隐约听到莫言对挨着他坐的《北京文学》的编辑说：“不知道李建军写出一部小说来会是什么样子？”气流干扰，飞机颠簸，我有点晕，不如睡去。
翌日清晨，早早起床，独自爬山。潮湿的空气里，散发着草木的带些甜味的清香。远处山腰间，薄薄的雾岚缓缓地升起，使山生动起来，令人悠然意远。四周静静的，除了偶尔听到几声鸟鸣，没有别的声音。但武夷山的独特，不在这些地方，而是独石成山。是的，正是独石成山，使武夷山象征了一种精神：无所依傍，遗世独立。这是屈原在《橘颂》中赞美过的“受命不迁”、“更壹志兮”的精神，也是真正的文学应该具有的自由、独立的精神。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在武夷山，就难免会受“独石成山”精神的影响。下午，轮到我发言时，我说：“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我也同样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昨天，在飞机上，莫言先生说有人告诉他，我又在南京骂他了。我觉得批评一个作家，无论多么尖锐，都不能说是骂他，而是把他当做一个值得谈论的对象。”
接下来，我说：“我在南京的一个作家的讨论会上，批评某些当代作家和批评家过分看重西方的某些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评价，这是不正常的。因为，在我看来，西方人的观点虽然也有价值，但是，从根本上讲，他们要深刻地理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是很难的。这是因为，首先，汉语是一种‘深度语言’，没有口诵心唯、日积月累的慢功夫，是不可能掌握它的，而对一个外国人来讲，要想把自己的汉语水平提高到能够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程度，绝非易事，——小烟熏良先生是很用功的汉学家，但闻一多先生还是批评他把中国读书人一看就懂的唐诗都译错了；其次，就是他们缺乏刻骨铭心的中国体验和沉郁悲凉的中国心情，因此，他们不可能悠然心会地认识到那些优秀的中国作家的价值，例如，他们就没有看到鲁迅和张爱玲的价值——从汉语的角度看，这两位大师的文学成就，绝不比任何一位获‘诺奖’的作家低；也不可能心照神交地欣赏孙犁、汪曾祺、陈忠实、阿城、路遥——他们才是真正具有中国气质和民族风格的作家；他们奖赏的是那些符合他们对中国的想象的作品。法国‘女评委’为什么要把奖给《废都》，就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印证了他们对妻妾成群、颓废堕落的中国文人的想象，满足了他们对古老而又遥远的东方文化进行想象和评价的冲动。他们奖赏的是那些用西方的技巧表达西方人熟悉的情绪和体验的作家，像残雪、余华和莫言等，而这些作家，就其汉语修养和文学才华来讲，实在不过尔尔，但是，某些西方‘汉学家’却给了他们高得怕人的评价。比如：‘残雪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最有创造性的声音……简言之，一位新的世界大师在我们当中产生了，她的名字是残雪。’同样，在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莫言散文》的扉页上，赫然可见这样一段美国的托马斯·英奇的‘权威评论’：‘莫言是世界级的作家，可能是鲁迅、老舍以来最有前途的中国作家。但这两位前辈的文学才华却不如莫言。’一个中国人说这种话，我们完全可以吐到他脸上，但一个外国人，由于种种的阻隔和困难，说出这种话，是毫不奇怪的，因此，我们要给人家胡说的自由和权利。问题是我们自己要有自知之明，不能因为几句不着边际的好听话，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似乎缺乏自我认知的自信和冷静。我们过分看重外国人的评价和奖赏。‘诺奖’的一个马悦然‘评委’来到中国，就把莫言等一些中国作家的胃口吊得高高的，就让他们围着他团团转。我们应该少关注一些外国人怎么评价自己，多关注自己时代的现实和问题。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时代，有很多沉重的问题压在我们心上，压得心都要碎了。按理说，这是一个最容易出现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时代。但为什么没有出现呢？因为我们的时代和文学缺乏对现实、对痛苦的关注。我们的作家更多地停留在欲望、物质享乐和狭隘的个人体验这样一个层面上，缺乏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我认为，就像雷巴科夫说的那样，文学的义务就是回答时代‘最艰难的问题’，但今天看来，这个‘问题’比较沉重，因为当下许多作家都在回避这个‘义务’。”
如何理解“现实主义”是我这次发言要谈的重点问题。针对当下文学创作现状，我认为，应该重新理解现实主义，并结合当代作家的一些作品，对现实主义做详细阐释。在我看来，现实主义被严重地误解和误用了。在中国，它先是被附加上功利目的极强的意识形态限定语，被巧妙地转化为一种本质上非现实主义甚至反现实主义的异化物，最终使文学越来越缺乏现实感，越来越缺乏独立性和批判精神。进入“新时期”，出于反叛和崛起的需要，几乎所有那些“先锋”作家和“新潮”批评家，都不遗余力地贬低现实主义，借以显示自己的先锋姿态和叛逆精神。他们把现实主义当做“纯文学”的对应物，认为现实主义是“虚伪”的文学，认为它既缺乏表现“心灵”的深度，又缺乏充分的“文学性”，因而是与“审美”相对应的“功利”的代名词。随后发生的社会转型，又使现实主义遭受了“市场原则”和享乐主义价值观的损毁：“个人化写作”和“欲望化写作”不仅使我们时代的文学缺乏现实感，缺乏广阔的观照视野，而且还使它彻底丧失了介入社会的批判激情。最后的结果，正像阿拉贡在写给加洛蒂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由于“被过分使用”，“现实主义”已经成了“可耻的标签”，“极大地使这个词丧失了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