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武夷山交锋记
作者：李建军
我显然属于莫言先生批评的“某些批评家”，因为，尽管我不曾“像写墓志铭一样，给许多在世作家盖棺论定”，但我不仅确实曾明确表示过当代文学问题多多，病情严重，须要救治，而且，还索性把自己在《小说评论》的专栏题名为“小说病象观察”。至于批评的方法，我选择的也多是就单篇作品进行解剖的文本细评，而反对大而无当的“宏观”泛论。所以，从“现在一些评论家的批评根本不从文本出发”这句话看，莫言先生批评的似乎又不是我。但是，从“作家的人格”和“作家的道德”看，他批评的确实就是我，因为我在自己的批评文章中曾多次谈到作家的“人格境界”和“道德情调”的问题。
关于“人格”和“道德”，莫言的观点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文学的质量”与作家的“人格”和“道德”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这一点，无须赘述。总之，在我看来，如果“作家人格方面的一些小问题”，在写作中，或者在时代的文学生活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成了不容回避的问题，那么，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对他“进行攻击”，都与“有欠厚道”，扯不到一起。反倒是贾平凹在我批评了他的失败之作《秦腔》之后，对我进行了众所周知的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我想，这一事件，莫言先生是不会不知道的，——你在责备“批评家”不该对“作家”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却对“作家”施之于“批评家”的恶劣的“人身攻击”，置若罔闻，视而不见，这实在是“有欠厚道的”，也“不符合”一位伟大作家的“胸襟”。
古人云：听其言，观其行。根据莫言先生在武夷山的言行，我有理由认为，他显然不喜欢我的细致的文本批评。他那次在杭州对我的赞扬，也完全是出于教养和礼貌，而并不真的认为我的文章写得“精彩”。他对我批评《檀香刑》的文章不仅并不满意，而且还耿耿于怀。因为，在接下来的发言中，他就对自己的《檀香刑》进行了“捍卫”。他说：“一个作家要关注底层、表现爱心是没有错的，但怎么表现爱心，怎么表现人道主义，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方式。何况任何一个文本，都有自己的多义性，好的文本更具有多义性，而不是像‘文革’时期的作品那样只有一个透明的主题。《檀香刑》是一部小说化的戏剧，或戏剧化的小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文本，我个人认为其中充满人道主义精神。此外，批评家要遵守一个起码的常识：不能把小说中的人物心态和作者心态等同起来。我写了一个刽子手，难道我就是一个刽子手吗？”
由于在很多地方，我都讲过莫言所说的这些问题，所以，我在会上并没有直接反驳他。但是，现在仍然有必要指出，莫言似乎没有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多义性”不是遮羞布，它指的是审美意味的丰富性，而不是毫无价值指向的混乱和相对主义，因此，如果一部作品的基本的情感，本来就是病态的、反人道的，它的思想原本就缺乏可靠的价值支点，就是一团乱麻，那就不是用多义性便可为他辩护和开脱的。“文革”作品的根本问题并不是过度“透明”，而是缺乏对人性的全面的理解和正常的表现。至于那个“起码的常识”之外，还有一个更为“起码”的“常识”，那就是，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也在塑造自己的形象，这使我们有理由把小说当做两个世界的统一体：它既是客观的物象(就它塑造人物和再现外部真实而言)，又是主观的心象(就它表达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对人物的态度而言)；人物的愿望和态度当然并不一定就是作者的，但是，一部小说作品里，也必然表达着作者自己的审美趣味、道德立场和心情态度。因此，我们当然不能说《檀香刑》中的刽子手就是作者本人，但是，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明显能够感觉到，莫言在表现暴虐行为的时候，站得并不比他笔下的人物更高：他不仅对施暴行为进行虚假的描写和夸张的渲染，而且还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陶醉于对施暴细节和过程的咂摸和品味。我们据此可以断定，莫言在这部小说中表达的是怪异的、病态的消极快感，而不是温暖的、具有人性深度的人道主义情感；据此，我们还可以断定，《檀香刑》中的人物也是莫言任性的想象和怪异的情感的牺牲品：他把人物变成了一个扭曲的影子，变成了一个苍白的符号。
针对我批评西方某评论家的不着边际的“权威评论”，莫言解释说：“对于这个评价，我还不至于弱智到把它当真。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书里呢？这完全是出版社的炒作，我也愤慨无奈。”随即，他反问道：“反过来问，难道你们批评家出书就没有炒作的手段？难道那本‘五博士《与魔鬼下棋》’中的五人就全是博士吗？”(莫言总是在细节上出错：《与魔鬼下棋》一书的作者有十多位，而不是“五位”。他凭着随意的联想把这本书的副题“五作家批判书”，当做“五博士与魔鬼下棋”了。)
我觉得，这样的反唇相讥缺乏反省精神。确实，无论是《莫言散文》，还是《与魔鬼下棋》，都有炒作的问题。但是，如果细究起来，后者的问题是由媒体的不准确的报道造成的，具有容易识察的特点：这本书的十多位作者谁是博士，谁不是博士，是一个不需要费多大劲就可以搞清楚的问题，但是，托马斯·英奇的“权威评论”却有极大的蒙蔽性和误导性，因为，对相当一部分当代作家、批评家和读者来讲，西方的强势文化的影响力是极其巨大的。例如，贾平凹在获得法国的“女评委奖”之后就得意洋洋地说：“我现在的想法是，这个奖在法国，法国是个小说大国，它毕竟对校正这本书的误读有好处，为更多一层人去读，供作者产生一份写作的自信。”在贾平凹这样的作家的眼中，获得一个“小说大国”的奖赏，就可以“校正”中国人的“误读”，而他也就可以信心十足地凭着十三位法国女性提供的“自信”继续胡编乱造。所以，虽然《与魔鬼下棋》也有问题，但《莫言散文》上的“权威评论”的问题显然更加严重，更具有危害性，更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和反思。
遗憾的是，莫言的文过饰非，并没有就此止步。接下来，他洋洋自得、从容不迫地讲起《与魔鬼下棋》中的一位叫蒋泥的批评家的人格如何可疑：“就是李建军的这位小兄弟，不仅不是博士，好像连硕士都不是，还差一点被‘军艺’开除。过去，就是这个蒋泥，曾经到我家里，口口声声叫我‘莫言老师’，还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本来我住的房子并不好，常年见不到阳光，可是在他的笔下，我的书房比五星级酒店还要豪华，还要宽阔、明亮。但他在《与魔鬼下棋》中，却写文章说我的原名叫‘管谟业’，把我的作品说得一钱不值。”
莫言的这种“揭老底”不仅不“厚道”，而且很苛酷：似乎谁一旦叫过他“老师”，谁就永远要对他低眉顺眼、言恭貌谨，就只能说他的作品如何“伟大”，他的才华多么出众，他的人格多么高尚，而不能再怀疑他，更不能批评他，否则，就是做人“有欠厚道”，就是品质恶劣、道德败坏，就活该“差一点被开除”，——这跟贾平凹对我“高调回应”时的腔调和手段，何其相似乃尔!按照莫言提供的信息，由于有了“差一点被‘军艺’开除”的污点，蒋泥的人格自然是不足观的，而李建军与这样的“小兄弟”在一起，则必然干的是“狼狈为奸”的勾当!我在随后的抗辩中回应莫言道：“你的这些话，太令我失望了。你作为一个享有那么大声望资源和影响力的作家，怎么能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批评。我想知道的是，你一辈子就没有做过一件让自己事后想起来脸红的事，就没有说过一句事后让自己后悔的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