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武夷山交锋记
作者：李建军
现实主义一直被简单地阐释为一种“创作方法”。其实，创作方法只不过是现实主义的意义构成中的一个部分。从根本上讲，现实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价值立场，一种情感态度，一种与现实生活发生关联的方式。它是一种与冷漠的个人主义、放纵的享乐主义、庸俗的拜金主义及任性的主观主义格格不入的文学样态。
现实主义首先意味着一部作品必须是可亲的，应该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充满对弱势群体，对陷入逆境、痛苦和不幸境地人们的同情。如今一些作家的情感世界变得冷硬粗糙，缺乏心灵的细腻和温柔。比如《废都》，写得黑暗、阴冷，毫无对女性的平等意识和尊重态度，缺乏对生命的怜悯和爱意，根本没有表达出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痛苦和精神理想；莫言的《檀香刑》，则写得随意、放纵，充满对暴力的渲染和任性的想象，这样的作品是不可亲的，有些地方甚至是不人道的。
其次，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还应该是可信的，尤其要客观，要表达出巴赫金所说的普遍的“世界感受”。这种客观性要求作家赋予自己的想象以事实感。如今作家的想象力不是匮乏，而是过剩的、任性的、空洞的，缺乏对事实的观察和了解，缺乏对客观性的尊重。像《檀香刑》中的爱情就是不可信的，甚至是反人性的。我们要反对文学上的这种任性的主观主义态度。
第三，现实主义意味着批判性、反讽性。文学不是一种温顺的乖巧伶俐的东西，而是一种批判和质疑的精神活动，充满对任何压抑性的力量的挑战勇气和反抗激情。但这种批判性在我们的作品中严重匮乏。我们巧妙地回避了很多东西，因为批判意味着要承受更多的痛苦甚至灾难。同时，另一个问题是，如今文坛给批判性作品留下的生存空间，也是非常窄小的。
此外，一部优秀的作品还应具有道德升华力量，具有思想启蒙性。现在很多作品不是像教师和牧师一样充满爱意和祝福感地去对待读者，而是像教唆犯一样，让人们变得庸俗、堕落、无耻和凶暴。据《今晚报》报道，有一位叫张得军的未成年人在看完《废都》后，就欲火中烧，对其表妹欲行非礼，后者在拼死反抗的时候，被恐惧慌乱的张得军活活地掐死了。面对这样的悲剧，难道我们还能恬不为怪地说作家没有责任吗？难道我们还能说有益于世道人心是对作家的无端的苛求吗？难道我们还会认为像《废都》这样的作品是值得赞赏的吗？
我还陈述了自己对批评的性质及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的理解。我认为，批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精神活动，从事批评，则需要一种极其难得的才能和素质，因此，我从来不以“批评家”自居，只想做一个认真的、虔诚的读者。至于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首先应该是一种对话甚至对抗关系。这种对抗是必要的，因为，只有经过对抗，我们才能及时发现问题，才能最终使我们的文学生态环境更加正常，更有利于文学的发展。
在我之后，莫言发言。
他说：“李建军说他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想我也没有理由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批评的标准问题。现在的评论家常常有几个批评标准。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而且是要高高举起正义大旗的评论家，应该也只能有一个批评标准，不能有两个标准。不能因为与张三好就不批评，与李四不好就批评；不能对有权力的人说好话，对没权力的人就说坏话。现在批评家到底有多少个标准，自己可以扪心自问。陈忠实跟你李建军关系好，给你帮过一次忙，你就写文章说他好，人家贾平凹跟你关系不好，你就到处骂人家，搞人身攻击。你在《花城》上写文章，说人家贾平凹‘不人不鬼，不阴不阳，不男不女’，这不是人身攻击是什么？还有一次在杭州的那个会上，你在陈忠实房间，对我的《四十一炮》的责编说：你不要让那些批评家吹捧莫言，要多研究陈忠实老师的作品。你说我的作品主观，难道陈忠实的作品就真的那么客观吗？”
在随后的抗辩中，我先是解释了所谓的“帮忙”，尽管这完全属于非文学话题而且近乎“人身攻击”和人格羞辱，但出于对莫言的尊敬，我还是给他做了解释和说明，随后，我这样反驳莫言：指责我不敢批评有权力的人，我已不是第一次听到。在我看来，文学上的权力，与世俗意义上的权力，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文学的权力与世俗的权力不仅不同，而且还总是与它彼此排斥、互不兼容，因此，一个作家要想获得文学上的权力，就必须远离世俗的权力，正因为这样，我总是建议那些我尊敬的作家，不要当“作协主席”。当然，文学的权力也有可能异化，也有可能被转化为“媒体权力”和“市场权力”。在文学权力严重异化的时代，谁是最有权力的人？就是那些享有巨大声望资源的人，就是那些获得巨大的市场号召力的人，就是你莫言跟贾平凹这样的作家，所以，我认为，我批评你们，就是批评这个时代文学界最有权力的人。(莫言曾说：“我写作时，我就是皇帝。”此话耐人寻味。)我跟陈忠实关系是很好，但这不是因为他有权力，而是因为他的人品，因为他是《白鹿原》的作者。是的，我很尊敬甚至很爱这个人，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严格、尖锐地批评他的作品。你质问我有没有读过你的《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那么，你读过我的《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吗？你知道我是怎么批评陈忠实的吗？那是非常尖锐的批评，其尖锐程度一点也不下于对其他作家的批评。就我所知，陈忠实最初读到我的这本书，感觉并不好，但是，他知道我没有恶意，所以，他没有恼羞成怒，没有与我反目成仇，而是继续拿我当朋友，而且成了更好的朋友。至于你的那位“责编”传达给你的我要她“扬陈抑莫”的信息，是不准确的。真实的情况是，当我得知她是《四十一炮》的责编时，我就问她：这部作品真像有的评论文章说的那样，是“极品中的极品”吗？但我从未要求她让评论家“研究”谁，或者不“吹捧”谁，因为，我再不通世故，也不至于傻到要一位普普通通的出版社编辑去对批评家发号施令。(莫言倒是知错就改，立即向我道歉：对不起，那就是我记错了。)
为贾平凹辩解，无疑显示了莫言对友谊的忠诚，显示了作家之间惺惺相惜的美好情感，但是，这种情大于理的辩解，其性质更接近于打群架，而不是旨在沟通的对话。事实上，我对贾平凹的批评，已经相当克制了：虽然从“变态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贾平凹是我很感兴趣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抑制住了自己的冲动，还是严格地将自己的批评，限制在文本分析的范围之内。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对贾平凹的批评，还是纯粹的文本批评，还是在揭示这样一个真相，那就是，他的小说作品写得很坏，很糟糕，而不存在“人身攻击”的问题。同时，莫言在为贾平凹辩护时依据的事实是不准确的，提供的信息也是不真实的：首先我的那些“不A不B”的话是对贾平凹作品的评价，不是对他这个人的评价。至于“不男不女”一词，是我后来在反驳某教授时才说的：这位贾平凹研究专家说，“不A不B”恰恰是贾平凹作品的优点，因为，它体现了贾平凹作品调和两种对立因素的风格特点。但是，在我看来，“不A不B”事实上是很难被简单地调和到一起的，例如，“不男不女”就不是一种兼具男人和女人优点的完美状态，而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怪样子。至于《花城》杂志，惭愧得很，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曾在它上面发表过一个标点符号。莫言先生好像又“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