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文学欣赏中的通感与心理美学
作者：周文溪
在《中国书法美学》一书中《新二十四书品》——书艺个体风格美系列研究：
工巧：错彩镂金，意趣盎然；
天真：不拘成法，独表性灵；
丰肥：丰肌附骨，润厚巨丽；
方正：满整端直，安静敦重；
老成：思虑通审，风规自远；
自然：俱道适往，宛然天成；
犷野：粗服乱头，纵任无方；
冲和：饮之太和，冲淡蕴藉；
沉着：如锥画沙，力透纸背；
劲健：饮真茹强，坚不可破；
拙朴：大巧若拙，大智若愚；
怪奇：蛇神牛鬼，庞杂百出；
净媚：美人婵娟，不胜罗绮；
险峭：戈戟铦锐，险峻跳掷；
紧结：装束严密，展蹙敛收；
圆融：圆浑和润，流转融通；
倔强：盘马弯弓，强劲拗折；
高古：黄唐在独，落落玄宗；
宽博：如天斯空，如海斯阔；
颇骏：欹斜倾侧，骨力追风；
雄浑：大用外腓，真体内充；
瘦硬：貌清气健，骨重神寒；
潇洒：萧散洒脱，超然出尘；
飘逸：缑山之鹤，华顶之云。
在此，不难看出，在书体中所呈现出的美，真可谓是多元共舞，给我们的感觉的确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仅书体中的美是如此，绘画亦然。早在清代，黄钺就提出二十四画品，即：
气韵、神妙、高古、苍润、沉雄、冲和、澹逸、朴拙、超脱、奇辟、纵横、淋漓、荒寒、清旷、性灵、圆浑、幽邃、明净、健拔、简洁、精谨、空灵、韵秀。
同为艺术，除了书法、绘画中的美具有多元性外，音乐也不例外。明末时徐上瀛进行音乐鉴赏品评时，在《溪山琴况》中就提出二十四论——
和、静、清、远、古、澹、恬、逸、雅、丽、亮、呆、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
其实，文学同为一门艺术，它同样具有多元性的美。譬如诗歌，唐代司空图就著有二十四《诗品》，即：
雄浑、冲淡、纤秾、沉著、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谐、飘逸、旷达、流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众人皆知的一句话。其中的“艺术”二字颇具研究价值，并非几本或几十本著作就可论尽，也并非几代人或几十代人就能道完。刚刚提及的诗歌，不过乃文学海洋中之一粟。其中，风景无限，美更无限。纵然是一部宏伟巨著，亦或是一篇(首)短小作品，无不如此。只要是真正的作品，它就不会被时间所淡化，它就永远具有生命力。不仅如此，它还具有多视角的艺术魅力。正因为这一点，我们作为审美主体，无论从何种角度去鉴赏文学作品，都能收获一片灿烂无涯的晴空!
人们常常提及的一句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是意韵无穷的，这句话的含义，笔者认为最主要有两层：其一是审美主体的差异性决定了审美鉴赏的差异性；其二是审美客体的美具有多元性特征。在这两层含义之中，第二点几乎无人论及，而这一点在文学中又无处不在。为此，我们在进行审美鉴赏时，注意到这一点并非不必，或许更能领略到“曲径通幽”之美。
早在20世纪初，德国哲人尼采就提出“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主张用锤子敲碎一切偶像和传统。在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影响下，当代法国哲学家、文艺理论家、符号学家和美学家雅克·德里达又掀起了解构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还有米歇尔·福科、罗兰·巴尔特、雅克·拉康、朱莉亚·克里斯蒂等思想家。在德里达看来，“解构”就是要消除或拆解“结构”，而其所谓“结构”，就是指西方传统之根，即“逻各斯中心主义”。试想，如果文学作品本身不具备多元性的美，他门又能凭借什么对文学作品进行“解构”呢?
例如，“王逢振的《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一书是同14位著名批评家的访谈录汇编，其对‘耶鲁激进分子’米勒的访谈，涉及到米勒对弥尔顿《失乐园》第四部的解读实践，在米勒看来，弥尔顿描写夏娃的诗句‘藤蔓缠绕她的卷发’包含着语言的相互干扰或对立矛盾，因为弥尔顿一方面视夏娃与亚当一样尚未堕落而纳之于整个创世体系，另一方面对夏娃的自然描状却使之不能进入整个创世系统而受亚当的控制，‘夏娃卷曲的头发’，既有从属的含义，又有独立的含义。”[1]虽然，唯有解构式阅读才能发现这种矛盾，但是，如果弥尔顿的作品《失乐园》本身不存在多视角或多元的美，王逢振能臆造一对令人信服的“矛盾”吗?
又如，“张颐武也曾对孙甘露的小说《请女人猜谜》作过这样的解构主义式的评论：孙甘露毕竟无法被古典的状态所压抑，他的小说依然被毫无整体性的破碎和混乱所笼罩。孙甘露的写作在尚未完成之前就消解了他对写作的愿望。愿望和严肃的‘模拟’并不能消除孙甘露在能指领域内自由自在地尽情嬉戏。孙甘露还是像他所倾心的博尔赫斯和他自己所习惯的那样在这部小说中讨论一部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的书《眺望时间消逝》。他的言语中早就逃脱了，变得无法控制。他在絮絮叼叼，煞有介事地讨论一本不存在的书。而这本《眺望时间消逝》和在我们眼前出现的《请女人猜谜》的本文之间的关系始终含混不清，他一会儿宣称在写《请女人猜谜》的同时写作《眺望时间消逝》，一会儿又宣称《请女人猜谜》就是对几年前遗失了手稿的《眺望时间消逝》的回忆。这里有一个巧妙的能指的游戏，一本虚构的小说又虚构了一本小说。这两篇小说之间处于一种相互消解的关系之中，两者都归于无穷的语言的运作，这两部古怪的著作的关系是一个别出心裁的构想，它贯穿于整篇小说之中。”[2]在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张颐武对孙甘露的小说《请女人猜谜》的解构式评论，真可谓精辟独到。可是，君不见，这恰恰是孙甘露的小说《请女人猜谜》所开的鲜花之一朵。
除了上述事例外，让我们再审视一例吧。“在《保罗·迪曼的解构观与〈红高粱〉》一文中，郑敏运用耶鲁批评家保罗·迪曼有关‘隐喻’和‘换喻’双重结构矛盾的解构理论，具体分析了电影《红高粱》的解构内涵。作者指出：《红高粱》中的‘隐喻’轴上各种符号都代表着各种意识的暴力，它们是各种暴力(外露的与暗藏的)的肉身和象征符号。红高粱的‘红’，十八里坡高粱酒的‘红’都是出现在影片视觉艺术中的暴力符号。‘红’是这部影片的主符号。杰出的拍摄紧紧地抓住这个主符号，使它发挥出最大的象征力量，震撼着观众的意识。影片在‘红’的表现上体现了隐喻在换喻中得到最大的满足，而并没有破坏换喻的独立系统……《红高粱》一片中杰出的部分都是表示了创作者对两个结构的协调的控制力，也就是艺术的成熟，这时隐喻投射向换喻，换喻负载着隐喻，二者既保持各自的独立特点，应对对方的挑战，又与对方结成一体，应当说，我们从这样的评论中是可以看出解构批评的实践意义的。”[3]但透过这层解构式批评的面纱，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文学中异彩纷呈的美!
作为审美主体，愿我们能从审美客体中找回一片自己渴望的美的天地!
二、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系
罗丹说过这样—句话：“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其实，文学欣赏的过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文学欣赏过程中，审美主体能否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美感享受，关键在于审美主体的审美鉴赏能力如何。“并不是每一件艺术品都有很高的美感欣赏价值，但只要是真正的艺术品，就有或多或少地唤起人们美感体验的可能。可能而不是必然，这是因为能否得到美感体验还取决于欣赏者的主观条件。这所谓的主观条件就是个体的审美能力，它是由个体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因其不同的受教育程度、知识结构、艺术修养、年龄、性格等决定的。它也和婴幼儿期心灵形成不无关系。”[4]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审美主体的鉴赏能力大小将决定着他获得美感享受的优劣。倘若—个审美主体的鉴赏能力特别低下，纵然有千千万万条获取美感享受的途径，他同样无能为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来探讨一下在文学欣赏过程中审美主体与审美鉴赏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