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4期
目击者
作者：朱日亮
开发区的公寓大多是高层建筑，出来进去一般都靠电梯，即使这样多数房客也不认识她。知道她是个模特是因为在一次服装大赛上她出了风头。那是开发区第一次举办服装大赛，视听界卯足了劲。有心的电视摄像让她在画面上定格了大约几秒钟。前面已经说过，与其他的模特相比，她不算出色。不过外行人不一定这么看，和常人相比，模特们的高挑身材反倒让人生畏。大概由于她形象甜美，某位或者是某几位摄像才特殊给了她几个镜头。很难断定公寓里的房客们都看了那天的大赛和当晚的电视，但是一传二、二传三，房客们很快也都晓得了她的职业。
传递这个消息的人当中自然也有我。
我和李夏住在同—个楼层，同一个单元。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脆脆生生叫了我一声老师。难道她做过我的学生吗?我当时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是艺术师范学院的美术史讲师，我教过的学生大概有上千人，可能我教过她，不过对此我没有印象。也可能我教员的职业她有所了解，像我们这类画画的总有自己特殊的表现方式。出于尊重，她才这样叫了我。以后，她从没向我说过她是哪届的学生，也许是函授学生或某个讲座的聆听者罢。
敢肯定的是我们曾经做过邻居。
这个单元，或者说这座公寓中的不少单元。是由房客们合租的。这么做主要是费用便宜。单身房客多数是买个睡觉的地方，单元里的其他设施大家分摊租金，比如洗手间，比如卫生间和厨房。在这样的公寓做邻居，就是怎么封闭，大家见面还是很容易的。一般这样的格局不安排异性房客。出于治安、道德方面的考虑，公寓管理者要求房客们或者是男人，或者相反。这种不成文的规定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有时候也会出意外，规定总也打不赢机会，漏洞永远存在，像这样的事我们大家恐怕都有体会。
最大的问题是容留异性朋友过夜，管理者对此根本没有办法。公寓不是学校，也不是旅馆。其实，我本人也不算标准的房客。这个单元，按我的资格，我是住不进来的。我那个房间，堂堂正正的主人是吕卓。一年前，她考上了托福，作为她的男友，我成了房子的继任者，这一切是顺理成章的。假如吕卓这一次不出去，恐怕我们已在这间房子里结婚了。很早她就答应嫁给我，我当然也同意娶她。自从吕卓租用了这套房子我们就同居了。让我怎么办?我没有房子，总不能让我在艺术学院的校园里像野猫一样窜来窜去，那未免太不成体统了。何况艺术学院总有源源不断的女学生，她们都很年轻，她们永远年轻。吕卓是个聪明的女人，连托福都能考上，会不明白这些?
吕卓租了这间公寓一个月之后，李夏也住了进来，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她是个模特。我似乎记得吕卓问过我：
“这个女孩——你觉得她漂亮吗?”
她这么问实在有不打自招的意思。丑女人是不容易留印象的。我如实告诉了她。我说，这女人相当漂亮。假如我不这么说，硬装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吕卓肯定也能识破我的机关，那样倒显得我虚伪。这我明白，所以我选择了说实话。
李夏来时，只提了一只皮箱。公寓配有简单的家具，过日子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公寓的房客们很少在家里开伙，有的甚至从不在家里解决这个问题。公寓很多时候更像旅店——房客们主要是解决睡觉的问题。
直到去年吕卓出去了，我才正式住进了公寓。在此之前，我虽然没少在吕卓那过夜，不过给人的印象仍然像个客人。吕卓自然不反对我留她那，而且我发现，自从李夏住进来之后，吕卓很快就挑明我和她的关系，她很干脆地承认我是她未婚夫，没像别人那样说我是她男朋友。这些都是去年的事情，把它看做昨天的事情也可以，不管昨天还是前天都是过去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去年发生的，包括我离开公寓也是在去年。我离开的原因当然不是由于李夏死在了那里，在那以前，我就搬出去了。自从吕卓去了以后，我和她一直争取在那边团聚。我俩都在拼命赚钱，到哪我们都得有钱。我和吕卓虽然赚钱的方式不一样，动机和目的一样。
我的方式是卖画。要想有画可卖我必须拼命画，像复印机一样。这倒不是我的画如何让人喜欢，正好相反，连我自己都讨厌它们，而且是真讨厌。但我还是采用了薄利多销，我的原则是比成本高一点就出手。成本当然指颜料、画布、工具之类，不包括我的劳动及其占用的时间。从去年到现在，市内的各家画店，一些商店也在内，堆满我的画。我因此几乎不敢到商店去，我不怕拍卖的滋味，关键是我可怜的产品无人问津。
同我的想象力相比，这还是次要的问题。一旦我看到画布、画笔和乱七八糟的颜料，条件反射一样我手脚都要抽筋。我的想象力已经枯竭了，主要是不激动，没激情。每周除了有限的几次授课，我就缩在房间里发呆。我的记忆是不是靠得住?好像是在那一段时间里的某一天，我听到敲门声，究竟是哪一天，我的确不记得了，大概是暑假的前后，大概是吧。
我开门。我猜可能是收水电费的。他们或者她们和公寓的管理员属于不同的系统。敲门声有自己的规律，怯怯的，很轻。
我吃了—惊。站在门前的不是收费人，而是——这—点我记忆还算清楚——李夏。
假如的确是在暑假前后的话，那一天大概她穿了很休闲的行头。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也记不清了。按照今年夏天比较流行的款式，大约是半袖衫和宽松的短裤，很像不见外的熟人或家里人，她那样子。
她问我：“你有打火机吗?”
这当然是去年的事情了。对我来说，去年，相距虽不是很远，却也不是近在咫尺，因此就像蒙上了厚厚的尘土。不过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李夏就死在去年。那一天，当警车拉走她的尸体时，围观者中就有我。尸体没像电影中演示的那样，蒙着白布，我轻而易举地认出是她——死去的李夏，更客观地说，是她的尸体。
据说，凶手是个电器行的老板。属于中产阶级的老板，年龄不大，但肯定是有家室的。如果的确是个老板，又是经营电器的，我觉得我认识他。但是，直至今年，警方并没有找我来调查，警方甚至不知道我认识李夏，我房间居住人那个栏目，登记的是吕卓，但她已经去了国外。关于我，李夏当然可以证实，但她已经死了。
那个电器行的老板，我大概见过他两三次。的确不算老，年龄大约与我相仿，似是受过教育，体形和体质并不很像一个杀人犯。他不高大，穿便鞋的李夏，看起来都比他高。假如两人徒手搏斗，不好说他就是赢家。手里有凶器当然例外，譬如刀。据说李夏胸前插着的就是一把水果刀。
由于时间尽管它并不漫长，从李夏之死到现在大概只有不到一年多一点的光景，但回忆起来却仍然模糊不清，越来越不像事实。
据我了解李夏不是本地人。从她长相看，她更像马来人。这么说也不准确，大概更像广东、福建一带的土著。她面孔黝黑，眼睛略微向里凹陷，压在光滑的额头下面，很像歌唱演员。我吃惊的是她那北方人一样的高挑身材，她腰细臀宽，两腿修长，胸部像异域人那样丰满。
并且她并不瘦，不像大多数模特那样。
那个夏天，假如是8月份，我开门看见的李夏就是我描述的样子。看我不知所措，她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她牙齿也不错，很白，而且很整齐。她又重复了一句：
“你有打火机吗?火柴也行。”
我把打火机给了她，她没道谢，踢踢踏踏去了厨房。可能她没道谢，类似这样的细节我早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