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世俗社会的中国人精神生活
作者：许纪霖
核心价值的衰落，与公共生活的缺乏直接相关。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公共的政治生活十分发达，那是一种被动员了的公共性。进入世俗化社会之后，过度的政治化经过1980年代的过渡，到1990年代变为过度的私人化。如今的中国社会，私人生活非常丰富，也相当自由，各种形式的交往关系也异常地活跃。然而，过去由国家统一组织的公共生活，却没有转化为自主性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公共生活由此而大为衰落。
公共生活，本来是公众们为了实现公共交往和公共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公共空间，它是衡量一个共同体是否具有自主性的重要标准。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并非靠一纸法律或某人的意志得以产生，而是通过共同体内部成员经常和持久的公共生活，通过相互交往、相互对话而逐渐形成的，并由此内化为每个成员的基本信念。然而，在当今中国，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普遍地处于一种非人格化的利益交往之中。权力的公共性本来应转化为公民的公共性，如今却转化为市场的公共性。市场的利益交易法则，作为人际交往的普遍规则，渗透到公共生活领域，替代了伦理性的核心价值。
公共生活的匮乏，同时还表现在公共舆论的缺席。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不仅靠硬性的法律和制度维持，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套公共舆论机制，通过公共的对话和讨论，形成社会的公共理性和核心价值。这套公共舆论是建立在公众自由参与的公共生活基础之上的。由于公共生活的缺乏，公共舆论也就无处立足。当社区的舆论、乡里的舆论无法介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一般的是非观念、善恶标准也就无法建立，价值相对主义、实用主义便成为主导人们行为的普遍规则。
在培养公共文化、塑造核心价值方面，学校本来是最重要的场所。学校所传授的，不仅是有用的知识，而且是社会的公共文化，这些公共文化，是几千年历史传统的传承，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一套代代相传的线性传承系统。然而，这些年学校教育的产业化，使得教育成为了一项买卖知识的交易。大学内部人文学科的衰落与应用学科的旺盛，使大学失去了塑造核心文化的功能。当大学的线性传承衰落的时候，传媒和网络替代学校成为塑造灵魂的最重要的场所。然而，传媒本身提供的价值是多元且混乱的，而网络的交往又大多是同代人或小圈子的互相影响，于是，社会的文化传递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同代人的文化替代了上下代的文化传递，人类文明的传承发生了断裂。而同代人的文化又是多元的、复杂的、多变的，随机的。经济上的盛世伴随着人心中的乱世，形成了一个空前活跃又无序的现实景况。
这就是我们所期盼的现代生活吗？这就是世俗化所不得不付的代价吗？当“发展是硬道理”代之以“和谐社会”新的理想的时候，发展与和谐、多元与整合、世俗与精神诸般因素之间，又该如何协调？这是新世纪给走向世俗社会的中国人提出的严峻问题。
许纪霖，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寻求意义：现代化变迁与文化批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