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世俗社会的中国人精神生活
作者：许纪霖
人的欲望与理性不同，欲望是永无止境的，需要不断地推陈出新，需要永远的新鲜感，以刺激容易疲倦的大脑皮层。于是，流行文化永远在追求创新：新的创意、新的玩意、新的活法。现代的科技手段和网络文化为不断翻新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于是，唯恐落伍的人们被时尚的恶狗在身后追逐，不断扩张和生产着自己的欲望。精神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快得令人眼花缭乱，由此产生的紧张感和不安感，与世俗时代的自由氛围，恰成鲜明的对照。
近十年来，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的存在方式、日常生活方式、社会互动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网络不仅是一种技术平台，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一种我们目前还不可知、还在继续发展中的文化。网络文化的虚拟性、互动性、随意性和匿名性，使得人们的自我认同产生了扭曲。当今时代的人们，特别是热衷网络交往的年轻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面，一个是真实的现实世界，另一个是虚拟的网络世界。在现实世界里面，人们经常戴着面具生活，以一种虚伪的面目存在，而在网络世界里面，处于匿名状态的人们反而显露出真实的一面，发泄自己的欲望、幻想，在虚幻世界里面实现真实的自我。于是，假作真来真亦假，真实被虚幻颠覆。人们精神生活的两重性在网上网下得以体现，令人惊讶的是，如今的年轻人已经习惯了类似的人格分裂，甚至适得其所：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挫折，如今可以通过网络的虚拟角色得以排解和消除。网络的匿名状态，使得人性中的崇高和恶毒同时具有了宣泄的渠道，而不必因此而承担相应的社会代价。网络使人成为了白天和夜晚双重身份的怪兽。
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和新的文化，拥有自己的虚拟社会，也在生产自己的价值。网络作为一个社会，是虚拟的存在，但它所生产的价值，却一点儿也不虚拟，反而极大地影响了现代生活的价值观，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殖民化。现实生活中的核心价值是靠一系列公认的经典维持的，这种经典不是文学的，就是哲学的或者历史的。经典世代相承，是线型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开端，所谓古典时代的先知，也有其终极的目的，所谓的乌托邦理想状态。网络时代的年轻人也有自己的经典，那就是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大话式的文化作为一种“无厘头”文化，没有历史，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更没有乌托邦，只有当下和现在。一切意义只有在当下语境之中才能体现。不求永恒，只要瞬间。瞬间的快乐、幸福和意义，构成了世俗时代文化的核心内涵。
公共文化与核心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空前活跃，高速发展，但这种变化和发展是不平衡的，于是造成种种的断裂：城市与乡村的断裂、沿海与内地的断裂、物质追求与精神世界的不平衡、文化内部的不平衡等等。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已经高度分化，高度多元化。但社会的断裂和文化的断裂无所不在，因此有社会学家将当代中国称为“断裂社会”。
为什么会发生社会的断裂和文化的断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公共文化和核心价值的丧失。当社会进入世俗化年代，价值的超越源头——不管是道德化的宇宙还是历史目的论——失落之后，中国就出现了认同的危机，社会不再有普遍的价值和伦理标准。即使有道德的话，由于缺乏共同的客观标准，也是相互冲突、内在矛盾。正如麦金泰尔所说：“所谓的当代道德分歧，不过是些相互对立的意志的冲突而已，每一意志都是由它自己的某些武断选择所决定的。”（麦金泰尔：《追寻美德》，中文译本为《德性之后》，龚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当价值丧失了客观性源头，而又缺乏公共的讨论来获得共识和自我立法的时候，就出现了价值的相对主义、实用主义乃至虚无主义。
价值的相对主义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便是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这一系列有关价值的核心标准的模糊和不确定。当现代社会祛除神魅之后，“好”与“正当”这两组价值开始分离。“好”属于德性伦理，“正当”属于规范伦理。当代中国在私人领域已经相当开放，默许并宽容人们具有各自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问题在于“什么是正当”这一规范伦理，也随着各种道德价值观的解体而崩溃，变得模糊起来。虽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上有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背后的伦理源头被掏空了，缺乏一个具有超越的客观性或历史正当性的伦理体系的支撑，因此，这些法律和道德法则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而没有内化为自觉的、天经地义的良知。另一方面，在制订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时候，缺乏公众的普遍参与和公共讨论，因而，这些规范虽然在内容上是善的，在产生程序上却是外在的、强制性的，无法成为公民的自我立法。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各种法律和道德规范无所不在，甚至细微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这些规范却形同虚设，并不为公众所真正信仰，只要缺乏有效的行政权力的监视，人们便会毫无顾忌地违法，并不因此而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和良知义务。
在日常生活之中，普遍地违背公共道德和公共规范，并不意味着公众普遍地丧失了道德的感觉，而只是他们将价值相对化和实用化了。在当代中国，价值相对主义背后的道德正当性，是建立在价值实用主义基础上的。在传统儒家道德体系和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中，价值都有其确定性内涵，有其绝对性标准。价值之上，没有更高的标准。而1978年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虽然将整个国家从僵化的原教旨主义中解放出来，社会和思想获得很大的自由和发展，但也带来了另外一个未曾预料的结果：社会普遍地实用化、功利化，不再相信有超越的、不变的、至上的价值之存在。所谓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并非是过去儒家式的道德性实践，而是一种世俗性实践，其内涵乃是满足人们不断被激发起来的利益需求。当价值由世俗性的实践活动决定是否有效时，价值就成为了工具本身，不再有内在的道德内涵，而只是衡量其对于实现特定的功利目的是否有效而已。于是，价值的内涵、道德的标准便成为一种权益性的、可变通的工具理性。从社会整体而言，价值的实用主义体现在功利主义的公共道德观，“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衡量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道德性，从社会个体来说，在不同的语境下实用地、灵活地理解和运用价值标准，也成为日常生活的潜规则。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如何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颇为尴尬的问题。一方面，在抽象层面上，家长们要向孩子灌输那些千年不变的大道理，但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之中，他们又不得不向孩子传授一套高度变通的潜规则。久而久之，在这种普遍的价值实用主义的氛围之中，人们便习惯了按照道德的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生活，道德人格趋于分裂而又不自觉地按照某种实用理性统一起来。
价值的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虽然否认统一的、至上的道德标准，但毕竟还承认道德本身的正当性。但在当代中国一部分价值虚无主义者那里，连价值和道德本身也被唾弃了。价值虚无主义的始作俑者是1990年代初开始大红大紫的作家王朔。王朔的小说无情解构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虚妄，同时也将人类一切美好的价值一并解构了。崇高和伟大开始成为可笑和虚伪的代名词，道德的神圣性开始剥落。1990年代中期在知识圈出现的后现代思潮，为价值虚无主义提供了知识的合法性论证，一轮又一轮的后学冲击消解了文化传统的正当性，也使任何重建价值的努力被判定为压迫性的“宏大叙事”的复辟。在大学知识体制内部，各种社会科学的知识都开始去价值化，崇尚“价值中立”的科学方法大行其道。到世纪之交，以《大话西游》为代表的“无厘头文化”的出现，使得这个时代的价值虚无主义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各种话语背后的意义，都变得那样的不可确定，只有在具体的语境里面，才能体会个中的解构奥秘，“无厘头文化”是非道德、超道德的，同时也是反道德的。而2006年以胡戈为代表的恶搞之风的出现，更将价值虚无主义推向了高峰。人们在恶搞之中，享受破坏和虚无的愉悦。从解构到无厘头再到恶搞，价值虚无主义一步一步走向极端，在一片解构和恶搞之中，虽然各种虚伪的意识形态轰然倒塌，但社会所赖以存在的那些核心价值也同时被漫画化、虚无化，更进一步加剧了公共文化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