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行为与情绪特征、认知需要的关系

作者:吴文丽 郑希付 殷华西



  摘要 以大学生为被试,探讨了网络成瘾与网络功能使用、情绪、认知需要的关系。结果表明:强迫性上网、人际与健康问题、时间管理问题维度和网络成瘾总分的性别差异显著,男生高于女生;网络成瘾各维度与消极情绪、宣泄功能呈显著的正相关,网络成瘾各维度与认知需要呈显著的负相关,除人际与健康问题维度外,其余各维度与消遣、交流功能呈显著的正相关;宣泄功能、求知功能、消极情绪、认知需要对全体学生和男生的网络成瘾贡献显著,宣泄功能、消遣功能、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和认知需要对女生的网络成瘾贡献显著。
  关键词 网络成瘾 网络功能使用 情绪 认知需要
  分类号 B844.2
  
  1 前言
  
  互联网的出现不仅增加了人们收集信息的渠道,而且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1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结果显示,网民中学生的比例仍为最高,达到了32.3%[1]。人与互联网交互作用的消极结果——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PIU 又称为网络成瘾),日益显露出来并成为广泛关注的网络现象。对PIU成因的探讨上,应该从个体因素和互联网特点两者结合起来讨论。Yang等探讨了PIU与个性特征的关系,发现PIU者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如易受情绪影响、情绪稳定性差,爱幻想,自我定向等[2]。Chou和Hsiao认为沟通快乐感是网络成瘾最有力的预测变量,其次是BBS的使用时间、性别、满意度和e-mail的使用时间[3]。Leung认为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者更多使用沟通定向服务中的ICQ功能,在网络游戏中体验到控制的乐趣[4]。Hamburger和Ben-Artzi研究了个性特征与互联网使用偏向的关系。研究中区分了三种类型的互联网服务:社交服务(包括聊天、讨论组和查询别人的地址)、信息服务(包括与工作和学习相关的信息)、娱乐服务(包括上网冲浪和性网站),研究发现具有某种人格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某类互联网服务[5]。国内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探讨,雷雳等的研究显示,互联网社交、娱乐和交易服务偏好以及神经质人格对PIU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互联网信息服务偏好对PIU没有显著影响[6]
  认知需要反映了个体在思考问题和信息加工中的不同倾向。认知需要(Need for Cognition,NFC)是指人们是否愿意从事周密的思考以及能否从深入的思考中获得享受。它是一种受特定情境影响的稳定特质,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7]。低认知需要者倾向于回避努力的思考,根据环境中的简单线索获取信息,依据他人的观点和表面特征做出判断;高认知需要者有获得知识、信息并进行深入思考的内在动机和好奇心,有强烈的控制环境的需要。Henning和Vorderer认为个体认知需要的差异影响其看电视时间的长短,认知需要越低看电视的时间就越长,这种影响是通过个体心理逃避体现的[8]。研究表明认知需要影响互联网的使用。Tuten研究了不同认知需要个体网络使用的差异。结果表明,认知需要可以预测网络使用,认知需要与包含认知成分的各种网络使用活动呈显著的正相关;低认知需要与网络使用中的娱乐成分相关[9]。Hamburger等探讨了认知需要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结果表明,高认知需要者将互联网作为信息提供者,较少受到与网址交互作用和审美特征的影响;低认知需要者更喜欢能够互动的网址[10]。Martin等认为相对于低认知需要个体来说,高认知需要个体对复杂的言语与简单的视觉要素构成的网址持更为赞同的态度[11]。Li和Browne探讨了认知需要对网络使用在线经验的影响。结果表明,认知需要对集中注意、控制感和好奇心有积极的影响[12]。不同认知需要的个体可能有不同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了解不同认知需要个体的互联网使用行为,有助于进一步揭示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成因。
  情绪对人的认知活动有重要的影响。心境一致性效应认为人们倾向于记住与他们心境相一致的信息。不同情绪的个体对任务有不同的注意水平,进而采取不同的认知加工策略。情绪状态影响互联网的使用。大量研究考察了互联网的使用与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的关系。如Kraut发现网络使用过度的人群有较高的忧郁感[13],Young和Rogers认为抑郁与网络的过度使用存在显著的相关[14],Subrahmanyam等认为互联网的使用会增加儿童的孤独和抑郁感[15]。Morgan和Cotton探讨了大学新生的互联网使用活动与抑郁症状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的沟通功能(如电子邮件、聊天室或即时消息)使用与抑郁症状减轻有关,而互联网的非沟通功能(如购物、玩游戏或研究)使用与抑郁症状的增加有关[16]。Mazalin和Moore认为社交焦虑水平高的男性更经常使用与娱乐有关的互联网活动(包括聊天室、在线浏览和游戏)。林伟等研究表明,网络使用程度与抑郁、交往焦虑有一定相关性[17]。Li和Browne研究结果表明,心情愉快的个体能够对上网行为进行有意识的控制和管理,而心情悲伤的个体对上网行为的控制较少,同时情绪对互联网使用的认知需要产生明显的影响[12]。上述研究表明个体的情绪与认知需要可能会影响互联网使用行为。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讨网络使用、情绪、认知需要与网络成瘾的关系,进而为大学生网络成瘾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新的证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随机选取广州市某大学的大学生被试,最后进入统计分析的有效被试共1030人。其中男生415人(占40.3%),女生615人(占59.7%);外语系413人(占40.1%),电子系98人(占9.5%),计算机系142人(占13.8%),经济系377人(占36.6%);大一457人(占44.4%),大二418人(占40.6%),大三155人(占15%)。
  2.2 研究工具
  2.2.1 认知需要量表
  采用Cacioppo等(1984)修订的包含18道题目的认知需要量表(NFC)。首先由四位心理学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者分别将量表译成中文,再请博士班的英语任课教师对翻译进行评定,最终确定中文版的认知需要量表,采用七点量表记分。有效被试使用该量表的结果显示,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为0.805;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考察量表的结构效度,由于/df易受样本容量的影响,而本研究的样本容量较大,所以不将/df作为本研究的拟合指数。综合Hu、Bentler新近提出的2 -指数准则将SRMR、RMSEA、NFI、NNFI、CFI作为研究的拟合指数[13]。对研究样本数据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NFI=1.00,SRMR=0.0087,NNFI=1.00,CFI=1.00,RMSEA=0.014,各拟合指标接近理想水平,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