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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童智力研究述评
作者：高丽君 陶德清
由于聋童没有听力，即便是采用操作测验时也存在着沟通的问题，单纯靠言语(包括书面语)的施测方式往往是难以进行的，因此对聋童施以智力测验必需采用其它沟通方式，如手语、手势、动作、表情、眼神、体态等。Sullivan比较了不同施测方式的结果，发现以标准手语施测所得智商最高为109，一般的手势施测次之为98，视觉帮助为95，言语施测则最低为80[8]。Braden(1992)的调查显示，采用手语施测方法所得的智商(M=98.34)高于手势施测(M=96.04)、言语施测(M=93.17)和书面语施测(M=88.25) 的IQ值[1]。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手语有利于聋童理解测验任务，应是聋童智力测验比较理想的沟通方式[1]。
3 聋童智力发展的影响因素
3.1 生物遗传因素
研究者发现有些聋童在非言语智力测验的分数要高于健听儿童[3]。特别是，Sisco和Anderson(1980)对1000名聋童施测结果发现，在韦氏智力测验(WISC-R)操作测验的每个分测验中，聋父母(Deaf parents，DP)的聋童比健听父母(Hearing parents，HP)的聋童所得平均分数要高[3]。
研究者就此提出了遗传性假设，聋父母的聋童操作智商(PIQ)分数高是因为他们有优良智力基因的遗传[3]。Paquin(1992)认为，如果各代人中比较聪明的聋人倾向于彼此联姻，则造成耳聋和高智力这两种基因相互匹配并随着时间连结起来，那么基因的多效性就会使因遗传致聋的儿童具有较高的智商[3]。
Conrad和Werskantz(1981)曾采用英国能力量表(British Ability Scales)对两组因遗传致聋的聋童进行比较研究，其中一组被试的父母是聋人，另一组被试的父母正常但有耳聋的兄弟姐妹。研究结果表明两组聋童操作智商测验的分数都高于本国的健听儿童[3]。
Kusche et al.(1983)重复了Sisco和Anderson的研究，用韦氏智力操作测验将两组因遗传致聋的儿童(一组被试的父母是聋人，另一组被试的父母正常但有耳聋的兄弟姐妹)和两组非遗传致聋的儿童(被试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正常)进行配对比较。各组在性别、年龄、听力水平、年级和母亲的教育水平因素上相互匹配。因遗传致聋的两组儿童的操作智商平均值(M=112)要高于健听儿童的平均值(M=100)，也高于两组非遗传致聋儿童的平均值(M=101)[3]。这些结果在1988年也被Craig和Gordon重复研究所证明[3]。
因为所有的聋童群体，不管是否因遗传致聋，都知道和使用手语，所以因遗传致聋的儿童操作智商分数较高这一结果，不能简单归因于手语知识的掌握，而表明测验成绩较高的部分被试的认知能力与其致聋原因有关[3]。
3.2 心理社会因素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关聋童智力研究的结果有所不同，说明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会对聋童智力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上述国外的有关研究显示，聋童的操作智商高于或等于健听儿童，然而发展中国家在聋童智力研究方面虽然也采用了与西方国家相同的方法，但其研究结果却不相同，多数研究表明聋童的智力落后于健听儿童。
Alandn(1992)用韦氏智力量表(WISC-R)测查101名听力损伤的尼日利亚儿童，发现操作智商(PIQ)远落后于健听儿童[9]；Srivastava(1988)采用瑞文测验对60名印度聋童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聋童的测验成绩明显落后于健听儿童[10]。我国有关的一些研究，其结果也显示聋童智力发展低于健听儿童(苏永华，1900；曲成毅，1995；鲍永清，2000)[11][12][13]。
这种差异可能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条件的影响。Srivastava的研究就表明社会高阶层的聋童智力水平高于社会低阶层的，富裕和贫穷在许多方面都会对儿童智力发展产生影响[10]，其中对健康和教育资源的影响是最明显的。以聋童受教育的条件而言，国内的聋童大都仍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随班就读，而且聋校的师资力量，教学设备也相对落后[14]；就健康水平来说，母亲孕期健康状况或对聋童治疗的医疗条件，对于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都具有较强的预测功能[2]。
《中国特殊教育》2007年第11期(总第89期)3.3 教育因素
和谐的家庭环境和早期的语言交流方式对聋童的智力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显示健听父母在对聋儿的抚养中存有很大的压力，这和他们很少与聋人接触，缺乏耳聋知识有关[15]。如果健听父母对耳聋的认识模糊不清，夫妻双方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持有矛盾态度，就有可能增加聋童养育的压力，在这种不和谐的家庭环境中，会对聋童的智力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15]。
另外，健听父母因为不懂手语，在与聋儿的交流过程中往往采用自己的语言方式，导致他们亲子之间的语言交流存在障碍[16]。Sachs(1989)指出，如果亲子间语言交流受到阻碍，将会影响孩子智力的发展，以及社会交际能力、语言发展，和情绪态度[17]。
聋父母与健听父母不同，他们对自己孩子的耳聋能以更积极的心态去接受，在语言发展前期就为其提供了绝佳的交流技能基础[16]。在成长过程中，聋父母的聋童比正常父母的聋童更容易学习手语，而重要的是第一语言的开发为聋童以后的学习做出良好的准备[5]。
因此，国内外对聋儿早期语言训练及早期干涉都较为重视。一般而言，越早的干涉治疗对聋童的智力发育越有利[18]。Ramkalawa和Davis对2～36个月的不同等级听力损伤的儿童用视频信号分析来研究其语言能力，结果发现，年龄是一个重要的控制变量，越早干涉会对其语言发展越会有积极的影响效果[18]。
4 展望
随着聋童智力研究的深入开展，研究者们发现，虽然聋童的智力测验经过改革，采用非言语的形式，但其遵照的仍然是传统的智力理论模式，测量的是一种学业上的、非情境性的智力，忽视了现实环境对智力的作用，忽视了聋童的优势领域对智力的影响[7]。新的心理学智力理论代表人物加德纳和斯腾伯格，他们提出的理论却可以很好的解释实际生活中聋人多种智力正常和超常发展的现象。
加德纳认为人至少拥有7种不同的智力，每一种智力都是独立存在的，每一种智力都遵循着不同的发展历程，并且与相应的脑区相联系[19]。聋童的听力缺损，听觉语言能力受到影响，但与听力无关的其他智力因素不会受到直接的负面影响[7]。
研究者经由标准的心理学范式讨论聋童的认知能力，发现聋童在视觉空间任务上的表现超过健听儿童[7]。比如心理旋转(Emmorey，Kosslyn，& Bellugi，1993)，面孔识别(Bellugi et al.，1990)，心理表象生成(Emmorey & Kosslyn，1996)，运动觉察(Neville et al.，1997)，边缘视觉的手语(Swisher，1993)，改变方向的视觉注意(Corina，Kritchevsky，& Bellugi，1992；Rettenback，Diller，& Sireteanu，1999)聋童都有优秀的表现[7]。Todman和Cowdy(1993)以及Todman和Seedhouse(1994)的研究发现，6-16岁的聋童在视觉信息混合刺激(Compound Stimulus Visual Information，CSVI)任务中的成绩超过健听儿童[7]。CSVI任务包括复杂视觉图形的短时记忆和在不同图形维度上并发操作的活动[7]。这些都说明聋童在智力上有自己的遗传优势，他们在信息处理上具有采用选择性的技巧[7]。聋童更加依赖视觉信息，必须连续而非同时地处理视觉和言语信息，所以他们的知觉和认知机能与那些利用视觉和听觉同时输入信息的健听群体不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