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有这样一个桥段：时任四川提督的年羹尧血洗江夏镇以后，趁着来京述职的空档向自己的主子——皇四子胤禛请罪。皇四子胤禛对其一阵训斥以后，命其暂居柏林寺。
对于皇四子胤禛的安排，我们不免有所疑惑，以年羹尧的身份，在京城置办一套私人府邸并非难事；就算没有私人府邸，也大可暂居于客栈、驿馆或者类似于“驻京办事处”的四川会馆。就算客栈、驿站、会馆都不行，出身胤禛潜邸的年羹尧，在京城总有两个私交、故友或者同年、老乡吧？住在他们家不行吗？
还真不行！《雍正王朝》所演绎之胤禛对年羹尧的临时居所安排，较为真实地还原了清朝地方官员进京后的小住、暂居问题。
类似年羹尧这等地方大员临时入京后，居于寺庙才是最安全的选择！
首先，我们先来明确清朝地方高官都是因何“临时进京”：
1、进京向吏部、兵部等述职；
2、任职地点变动，或者官职升降，需进京等待“陛见”；
3、进京等待调用或者工作交接；
4、皇帝召见；
除此之外，未得朝廷许可，地方大员不得随意进京，更不准于京城置办私人府邸。早在顺治年间，顺治皇帝就屡次给“五城兵马司”下旨，要求严查各地督抚是否于京城购地置业。一旦发现，轻则罚俸，重则罢官，甚至会下狱重判。
其实，不单单是清朝时期，几乎所有的封建王朝对于地方官员于京城置办“不动产”的态度都是一致的，甚至连官员“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都会受到严惩，只能住在府衙或者朝廷给分配的府邸中。
所以，清朝的地方大员在京城并无私人府邸，即使有，也绝对不敢在临时进京，备受瞩目的时刻住进去。类似于北京公安局和城管局综合体的“五城兵马司”，早在顺治三年便具备了“防备各地来京官员，并时加访缉”的重要职能。
“五城兵马司”衙役，基本等同于城管
抛开私人府邸不言，地方大员进京后住在京中亲友、故交或者同年家中总可以吧？
更不行！
清朝统治阶层向来严禁京官和地方官结交，对于皇子、宗室等交通地方官员的行为，更是零容忍。这种禁止态度可以有效防止官员结党、请托办事、贪污纳贿、卖官鬻爵等负面行为的出现。也就是说，地方大员一旦被发现住在别人府上，很可能就会以“钻营嘱托，交通贿赂”甚至“结党谋私、私相授受”的罪名，被有司衙门或者御史言官们奏上一本。
如此以来，不仅地方大员会受到严惩，就连自己的亲友、故交、同年都会受到连累。
清代地方大员形象
私人府邸不行，亲友府邸不行，花钱住在客栈总行了吧？
也不行！
清朝时期，对于官员的举止言行、日常生活都有着较为严苛的约束，其中就有“禁止二品以上官员，出入酒肆、茶楼、戏院等娱乐性场所”的规定，类似青楼、暗坊这等污秽之地，更是严格禁止。
清朝时期的客栈，为了招揽生意、提高收入，一般都会于靠近烟柳暗巷、戏院酒肆的地方开设，甚至会直接在客栈中设赌局、开戏院、置青楼。一旦地方大员们入住了客栈，就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朝廷明文规定的“违禁范围”，就很可能遭人弹劾或者被直接稽查到案。
清代客栈模样
私人地方不能待，营业场所不能去，那么住在类似于现今“驻京办事处”的会馆中，总归合情合法、符合规定吧？
合法虽合法，合规也合规，但总有百口莫辩、遭人怀疑之处。
会馆，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人来住？进京参加会考的举人、来京办事的商人、公务在身的官员，或者一些来京游玩的官宦子弟们。
地方大员一旦入住会馆，举人们会巴结、商人们会行贿、官员们会请托、官宦子弟们更会想尽办法制造与地方大员有过亲密接触的新闻。即使地方大员洁身自好、不贪不占、不请不托，也会被人们惯性认定有此罪行。
清代会馆模样
而且，即使官居督抚，也不能与会馆中白吃白喝白住，必须支付一定费用。可问题的关键是，这笔费用给多了，会馆负责人不敢要；给少了，会落得一个小气、占便宜的负面名声。所以，这个“水非常深”的会馆，还是不住为上。
私人的，私营的，官办的地方都不能住，地方大员们进京总得有地方临时居住吧？于是，京城内垣乃至京郊地区多达一千余座寺庙，便成了这些地方大员们的最佳选择。
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言，临时进京的地方大员居于寺庙，最起码有3方面的好处：
1、无应酬，无喧嚣、无是非，更无有司衙门或者御史言官的弹劾风险；
2、居于佛前，意为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能为自己的正面形象加分不少；
3、佛门圣地，无盈利目的，香火之资、借住费用，可给，可不给。
更重要的是，一位好不容易有了进京面圣、交通经营机会的封疆大吏，放弃营私目的，避开官场常态，暂居于寺庙之中，必定会给皇帝留下一个极佳的印象。仕途之路，必会越走越顺、越走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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