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件经过
1972年8月26日，第20届夏季奥运会在西德慕尼黑召开，该届大会是当时奥运史上规模最大、耗资最多、参与国家最多的一次奥运会，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卫星直播的奥运会，全球观众近十亿，慕尼黑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正如奥运会所传递的“和平”精神一样，西德政府想通过这次隆重的体育盛会让世人相信，德国已不再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而作为二战中深受德国纳粹屠戮的犹太人，为表达对西德政府的支持，以色列派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运动员代表团。
9月4日，以色列运动员没有比赛，大都在奥运村，一部分人晚上外出看电影，之后返回奥运村休息。
5日4时30分，8名巴勒斯坦“黑九月”恐怖组织成员身着运动服，手提装着步枪和手雷的运动包，悄悄走向奥运村25A门旁边的一段栅栏翻墙而入。
恐怖分子进入奥运村后，走向康那利大街31号楼，楼门没有上锁，之后来到2楼以色列运动员的宿舍前，掏出武器，先敲门试探房间内的动静，然后用偷来的钥匙打开房门闯入房间。
恐怖分子劫持运动员的康那利大街31号建筑
4时50分，半睡半醒的以色列摔跤教练温伯格以为是另一位教练回来了，但听到门外窃窃私语的是阿拉伯语，意识到可能是巴勒斯坦人的报复，大声呼喊希望引起其他运动员的注意，闯入房间的恐怖分子和温伯格一照面，双方就打了起来，举重裁判约瑟夫和运动员罗曼随后加入搏斗，恐怖分子开枪射击，温伯格当场被打死，罗曼重伤，不久也遇难，约瑟夫被恐怖分子制服绑了起来。同楼层的其他以色列运动员听到温伯格的呼喊后，立即起身向外跑，领队拉金、举重教练萨利拉、队医和部分运动员得以逃出，但因为恐怖分子准备充分，动作迅速，击剑教练安德烈、田径教练夏皮勒等9名以色列运动员不幸被抓为人质，用绳子反绑双手，串在一起关押在2楼的宿舍内。
双方搏斗过程中，奥运村治安办接到路人的报警电话，1名治安警察来到楼外，询问站在阳台的1名恐怖分子情况，恐怖分子搪塞几句返回宿舍，治安警察也没当回事返回值班室。至于枪声，奥运村每晚都有各国运动员组织的庆祝活动，活动中会燃放烟花，爆竹声与枪声并无多大区别，其他人还以为拿了冠军的运动员们在庆祝。成功出逃的以色列运动员迅速打电话报警，值班警察终于意识到情况不妙，打电话通知警察局长。
墙上的弹孔和地上的血迹清晰可见
5时，慕尼黑警察局长施莱伯接到电话，开始组织救援行动，得到消息的大批运动员、群众和记者开始向楼外聚集围观。
5时10分，恐怖分子劫持人质后本打算伺机撤离，但越来越近的警笛声告诉他们撤离已经无望，于是其头目伊萨电告奥委会，要求：以色列政府释放234名关押的巴勒斯坦人，德国政府释放2名关押的“红色旅”成员，提供飞机送他们到阿拉伯国家，所有要求于5日9时前得到满足，否则每2小时杀死1名人质。因为恐怖袭击只针对以色列人，所以楼内其他国家的运动员能够安全逃离，恐怖分子分工把守窗户、房门和楼梯口，防止人质逃跑和西德政府营救，并把温伯格的尸体扔到门外以示警告。
7时，以色列接到西德关于劫持事件的通报，总理梅厄夫人迅速召开内阁会议商谈对策，决定不向恐怖分子妥协，派遣突击队进入西德营救人质，但遭到西德政府严词拒绝，只允许其摩萨德情报局局长扎米尔进入西德协助解决事件。
7时30分，西德当局紧急调集的300名边防警察到达现场担负警戒，狙击手在大楼对面的建筑占领阵位进行侦察监视，为防止恐怖分子劫持人质逃窜，还在大楼周围安排了装甲车和坦克，医护人员和救护车也在附近待命。
在现场围观的群众和记者
奥运村村长托雷格进入大楼同伊萨进行谈判，表示可以满足其要求，但需要就具体细节进行讨论，伊萨则将最后期限延长至12时。托雷格在谈判的同时仔细观察恐怖分子，估计其人数为5人，出楼后将这一信息告诉了警方。
9时，国际奥委会发表声明谴责恐怖分子破坏奥运精神的行径，并宣布已经开始的比赛继续进行，没有开始的比赛视情况举行。
不久，巴伐利亚州内务部长布鲁诺抵达现场，表示正在与以色列积极协调，经过艰难谈判，伊萨决定将最后期限延长至15时。后经西德内务部部长的努力，最后期限延长至17时。
西德总理勃兰特积极寻求阿拉伯国家的帮助，尤其希望埃及总统萨达特能够从中调停，但没有得到回应。在与以色列磋商后，双方制定出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在谈判过程中安排突击队发起强攻，但恐怖分子有手雷，且人质被串在一起，危险性较大；第二方案是用直升机将恐怖分子和人质送走，狙击手在恐怖分子走出大楼走向停在广场的直升机时将其击毙，但如果恐怖分子要求用客车将其送至直升机旁，则狙击手命中率不高；第三方案是用直升机将恐怖分子和人质送到机场，狙击手在恐怖分子走出直升机走向客机时将其击毙，但机场周围地形开阔，不利于狙击手隐藏。
下午，勃兰特抵达现场与伊萨谈判，提出用德国人交换以色列运动员，赎金不设上限，安全送其出境的优厚条件，但遭到伊萨的拒绝。
由于恐怖分子准备充分，且态度坚决，西德方面没有处置此类恐怖劫持事件的经验，也没有专门的反恐特种部队，更没有对大楼展开有效侦察，对楼内的情况知之甚少，但恐怖分子的强硬态度让西德政府决定发动强攻。
西德边防警察身着运动服进行伪装
16时30分，西德边防警察派出突击队，队员身着运动服，拿着冲锋枪，悄悄摸到31号楼周围，占据出发阵地，准备从通风管道爬下去，于17时对恐怖分子发动突然袭击。
突击队没等来指挥部的命令，却等来了媒体的镜头，由于西德政府没有对现场采取有力的封控措施，大楼周围聚集了大量的围观群众和媒体记者，各大电视台为了抢夺第一手热门新闻，现场的摄像师对警方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进行拍摄直播，而警方却并没有阻止这一严重泄密的行为。在阵位上待命的突击队员出现在电视台的直播画面中，而收看电视的除了普通观众外，还有大楼内的恐怖分子。伊萨意识到警方将要采取行动，威胁要枪杀2名人质以示警告，并派人在阳台上查看情况，电视机前的观众随即看到了这名蒙面张望的恐怖分子。行动企图已经暴露，迫于压力，西德警方取消了强攻计划，打算采取第三方案。
恐怖分子在阳台上观察警方动向
18时35分，西德内务部部长、慕尼黑警察局局长和奥运村村长再次进入大楼，假意表示西德政府不想让奥运会有瑕疵，提出使用飞机将伊萨等人和人质送往阿拉伯国家，以色列方面由西德政府单独谈判。
20时30分，谈判结束，伊萨认为再僵持下去会有变数，遂答应了西德政府的条件，要求搭乘客车从大楼前往停放直升机的广场，客车需拉上窗帘，而后搭乘直升机前往机场换乘民航客机飞向埃及开罗。
一旦恐怖分子答应出境，计划就成功了一半，西德政府开始加紧进行作战准备。机场定在了附近的菲斯滕费尔徳布鲁克空军机场，征调了1架民航波音727客机停在停机坪上，机上安排17名化装成机组成员的警察，塔台上有3名狙击手，信号塔和补给车上各有1名狙击手。计划将直升机停在距离客机100米左右的地方，恐怖分子下了直升机走向客机的过程中5名狙击手同时开枪将恐怖分子击毙，如果狙击手无法开枪，则等恐怖分子登上客机后由客机内的突击队员发动攻击击毙恐怖分子。
22时，拉着窗帘的客车抵达31号楼，伊萨先派1名恐怖分子走上客车进行检查，确认安全后，其余恐怖分子和蒙眼的人质混在一起快速走上客车。客车开到广场后，伊萨先仔细将直升机检查了一遍，防止西德警方在直升机上做手脚，而后命令4名人质和4名恐怖分子乘坐第1架直升机，自己和另外3名恐怖分子押着剩下的5名人质乘坐第2架直升机，西德内政部长、慕尼黑市市长和奥运村村长等政府官员乘坐第3架直升机。伴随着阵阵轰鸣，直升机向十几公里外的机场飞去。
恐怖分子和人质搭乘客车向停放直升机的广场转移
西德警方在此时才知道恐怖分子有8人，而非先前得知的5人，可机场只安排了5名狙击手，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关键情报，届时将有3名恐怖分子无人打击，这5名狙击手已经是好不容易挑出来的，根本来不及再安排3名狙击手。西德警方考虑到客机内的队员没有经过专业的反恐训练，且现在恐怖分子人数变多，行动危险性太大，于是命令客机内的突击队员紧急撤离，却没有对外围的狙击计划进行调整。
得知西德政府答应送恐怖分子安全出境的媒体记者和群众，又早早来到了空军基地，见证事件能够和平解决。扎米尔也跟随西德警方来到了机场塔台，一开始他还以为西德警方在昏暗的机场内安排了足够数量的狙击手，但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意识到会出大问题，于是马上和西德警方交涉，要求立即调整部署，但被拒绝，无奈只能旁观。
22时30分，直升机来到一片昏暗的空军机场，伊萨在直升机降落后又命令直升机起飞，绕机场盘旋检查机场内的情况，而后命令第3架直升机先降落，其余两架随后降落。直升机降落后从直升机上各走下2名恐怖分子，伊萨带领恐怖分子托尼前往客机进行检查，另外2名恐怖分子则在原地看押飞行员和工程师，同时向外警戒，其余4名恐怖分子在直升机上看押人质。
23时，登上客机的伊萨发现客机内一片漆黑，空无一人，意识到这是西德政府的圈套，马上向直升机跑去，边跑边大声呼喊，提醒其余恐怖分子。见此情景，现场指挥官担心恐怖分子会屠杀人质，于是命令狙击手开火，但因为狙击手没有配备通信设备，只有塔台的3名狙击手收到了命令，而又因为狙击手没有接受过相应的狙击训练，现场光线昏暗不利于目标识别，伊萨又在快速跑动，所以3号狙击手并没有击毙伊萨，而是打中了托尼的腿，1号和2号狙击手也没有命中既定目标，伊萨等人听到枪声迅速利用周围地形开枪还击，并打死了飞行员。
爆发激烈枪战的机场
枪声一响，另外2名狙击手意识到武力行动已经开始，于是向直升机内的恐怖分子开枪，但已经错失了最佳机会，直升机内的4名恐怖分子也明白了西德警方的武力行动已经开始，遂开枪还击。
营救行动变成了混战，狙击手命中率低下，突击队又没有足够的队员和火力发动突袭，预备队待命地点远在2公里之外，装甲车又因为围观群众和媒体记者的阻挡迟迟无法进入基地，恐怖分子则依托人质、飞行员、直升机向西德警方射击。短暂交火后，1名警察被恐怖分子打死，枪声逐渐停止，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外围不知情的记者以为事件已经结束，纷纷报道恐怖分子被全部击毙，人质全部获救，事件圆满解决。失实的新闻报道一下传遍全球，各界人士都沉浸在虚假的喜悦之中，正在以色列焦急等待消息的梅厄夫人也从广播中听到了错误的消息，如释重负的她还喝起了庆功酒。
僵持中，支援的装甲车终于开进机场，直升机上的恐怖分子见突围无望，跳下直升机开始屠杀人质，1名恐怖分子将手雷扔进直升机，手雷爆炸引发大火，没被炸死的4名人质被活活烧死，另外2名恐怖分子则对着另一架直升机上的人质开枪扫射，5名人质被直接打死。扎米尔在塔台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杀却无能为力，此时的他是个在异国的光杆司令，手上没枪，手下没兵，提的建议西德警方也不听，他能怎么办？
现场被炸毁的直升机只剩下钢铁骨架
在装甲车的加持下，西德警方占据优势，相继打死伊萨和另外3名恐怖分子，穆罕默德·阿布塔拉、伊布拉希姆·巴德兰和埃尔·德纳维3名恐怖分子受伤被俘，托尼受伤后一直负隅顽抗，警方直到6日1时30分才将其击毙。
3时，巴伐利亚州内务部长向全世界媒体宣布营救行动失败，5名恐怖分子被击毙，3名被俘虏，11名以色列运动员、1名警察和1名飞行员在事件中被打死，数人受伤。
清晨，奥委会开会讨论是否继续举行奥运会，有人认为恐怖分子在奥运会上实施恐怖袭击是对奥运精神的亵渎，奥运会应该停赛；有人则认为奥运会期间发生恐怖袭击正说明奥运精神的难能可贵，一旦停赛正好中了恐怖分子的圈套，应该复赛。经过激烈的讨论，奥委会决定复赛，同时宣布6日停赛一天，举行纪念11名遇害以色列运动员的追悼会。
11时，八万人参加的追悼会在田径场举行，会场降半旗，幸存的以色列运动员被安排在了最前端的座位上，旁边是为11名遇难运动员留的空座位，著名的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管弦乐团在现场演奏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现场气氛悲壮肃穆。
事件以悲剧结束后奥运会举行悼念活动
7日，奥运会复赛。与此同时，以色列军队针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展开了一系列军事报复行动。
8时，以色列运动员和10名遇难者遗体乘包机返回以色列。14时，以色列举行国葬，副总理阿隆代表梅厄夫人致悼词，以色列全国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另一名出身在美国的遇难者，遗体运至美国俄亥俄州安葬。
遇难运动员的灵柩被抬下飞机
晚上，慕尼黑检察厅以绑架和谋杀起诉了3名被俘的恐怖分子。
西德政府和警方在事件中的拙劣表现令世界舆论哗然，勃兰特面临巨大压力，下令彻查警方在机场的草率行动，奥运村的安保漏洞，以及第一次误报营救结果的原因等。随后，西德政府痛定思痛，为不引起世界各国有关希特勒时期的敏感记忆，在警察队伍中成立了一支专司反恐的特种部队，那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德国边防警察第9大队（GSG9）。
此次劫持事件也让世界各国意识到恐怖主义无孔不入，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严厉打击，但囿于各国的利益链条，这条国际合作反恐之路道阻且长。各国相继在警察或军队体系中成立了专司反恐的特种部队，大型赛事的安保工作也被提上日程。
悼念遇害运动员的纪念碑
再说以色列，11名无辜的以色列人惨遭恐怖分子毒手，从来都奉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以色列人并不会就此罢休。事件过后不久，一项持续多年的绝密暗杀行动徐徐拉开战幕，行动代号“天谴”。
二、经验教训
（一）大型赛事安保工作形同虚设。
西德政府想把这届奥运会举办成盛会，这并没有什么错，错就错在为了购买大量先进的体育器材花费了巨额预算，只能削减安保设施和警卫工作的开支。同时为了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消除世人对德国在希特勒时期的纳粹阴影，盛会要和1936年曾举行过的柏林奥运会有所区别，为了配合宣传，一时间各大媒体都把这次奥运会形容成和平的盛会，这也给西德的边防部门传递了错误的信号，各出入境口岸和重要运输站都放松了对出入境人员和货物的审核检查，8名恐怖分子分别来自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竟可以轻易混入西德境内，奥运会的安保工作形同虚设。
事件过后在现场依旧可以看到墙上的弹孔和地上的血迹
整个奥运村仅用一道铁丝网做栅栏，里面没有安装监控器、报警器和探测器，为数不多的警力还是几名不带枪的治安警察，恐怖分子早在奥运村建设的时候，就伪装成建筑工人参与建设，对奥运村的布局和结构了如指掌。奥运会开幕后多次在奥运村附近踩点，观察奥运村的警戒安保工作，得知警察并不会阻拦晚归的运动员翻越栅栏，有时还去帮忙，恐怖分子事发前一天还伪装成工人进入31号楼侦察以色列运动员的宿舍，事发当晚在值班警察最为松懈的黎明前伪装成运动员轻易进入奥运村。
对于运动员的管理也极为松懈，奥运村内夜夜笙歌，随意燃放烟花爆竹，直接导致恐怖分子毫无顾忌地开枪射杀反抗的运动员，因为根本没人会意识到这是枪声。在筹办奥运会期间，有心理学家提醒西德警方，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应提防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针对以色列运动员实施报复行动，建议单独加强对以色列运动员的安保措施，结果西德警方并没有把这一有极高价值的建议当回事，如果当时听从了心理学家的预警信息，事件也许不会以悲剧收场。
大型赛事参与国家众多，除了比赛的各国运动员外，还有上万的现场观众，媒体、商业机构、国际组织也位列其中，甚至会有各国政要出现在现场，这种场合恐怖分子绝对不会放过，因为只要成功实施恐怖袭击，就是一件国际热点大事，即使恐怖袭击被挫败，对东道国的国际形象、赛事经济、社会稳定也会造成不小的震动，安保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
（二）紧急事件现场管控毫无作用。
此次劫持事件发生在城市，而且是有大量人员聚集的奥运场馆，要减轻外界对当局处置事件的干扰和影响，警方对现场实施强力封控是必要的步骤。实际上事件现场几乎失管失控，围观的群众、运动员随意走动，还有叫卖的小贩，媒体记者更是随意拍摄警方的行动，严重干扰了西德当局对事件的处置。
在紧急事件中，所有的社会力量都要服务于国家政策，尤其是媒体，对内可以安抚不知情的群众，对外可以展示国家形象和能力，但在此次事件中媒体一直在帮倒忙，一方面是媒体本身抢占第一手资料的商业思维，更重要的则是西德警方缺乏反恐经验，没有对现场进行有效封控。西德警方原计划在31号楼实施强攻，突击队员已经占领了出发阵位，就等着指挥部下达突击命令，结果好事的媒体不光拍摄了突击队员进行作战准备的画面，还直播到了电视上，更糟糕的是西德警方并没有掐断31号楼的电视信号，警方的一举一动恐怖分子在电视上全看到了，作战意图已经暴露，西德警方不得不取消强攻计划。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机场，事件还未结束，媒体就将未经证实的消息发了出去，就当全世界都以为事件圆满解决之时，西德政府又发布了真实的消息，结果造成政治上的极大被动。其他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围观群众大量聚集在事发地周围，严重影响西德警方的兵力运用和组织指挥，机场的战斗在胶着之时，西德警方急需支援，但装甲车和预备队却因为围观群众挡住道路迟迟无法进入机场，贻误战机。
电视信号的封控也被西德警方忽视，当时的通信并不发达，更没有手机这一说，恐怖分子只能通过楼里的电视了解外部信息，全球绝大多数人也只能通过卫星转播的电视和广播了解事件的进展。如果警方掐断31号楼的电视信号，即使媒体拍摄了突击队的行动画面，恐怖分子也无法从电视上看到；如果警方屏蔽机场周围的无线电信号，即使媒体对机场的战斗进行了误报，也只有极少数人能收到消息；如果警方能够要求媒体在电视上播放虚假画面，也许事件可以更容易解决，但事情没有如果。
西德边防警察身着运动服悄悄占领阵位
当今社会科技发达，恐怖分子也会使用GPS、计算机等高科技装备，发生劫持事件后，现场封控不仅限于人员和空间，还有信息和无线电等，创造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尽量减少外界各种因素对营救行动的干扰。人员和空间的封控好理解，现场分区划片，安排巡逻和警戒，保证营救力量有足够的空间活动。发布各种信息必须经过指挥部的同意，媒体和个人未经允许不得拍摄和发布事件现场的任何画面，网监部门严密监控网络舆情，屏蔽现场无线电信号，必要时可以让恐怖分子接收到虚假信息，甚至掐断水、电、气供应。一句话概括，营救指挥部要在封控区内掌握绝对的主动权。
（三）武力营救准备不周状况百出。
反恐营救行动要求高，情报保障要详细准确，方案计划要周密细致，武力行动要勇猛迅速，从西德警方的处置过程来看，以上任何一点都没有做到，组织应对乏力拙劣，作战计划粗枝大叶，现场行动草率鲁莽，以血的代价向各国反恐部队贡献了一例反面教材。一方面西德政府没有处置大规模恐怖劫持事件的经验，西德警方也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反恐训练，没有专门的反恐部队；另一方面现场指挥员应变能力欠佳，草率指挥行动；同时，西德政府既没有接受反恐经验丰富的以色列特种部队的帮助，也没有接受以色列情报局局长扎米尔的有效建议，这些因素都为武力行动的失败埋下伏笔。
事件过后当局进行善后工作
双方在31号楼僵持了一天，西德方面虽然与恐怖分子进行了几次谈判，但收效甚微，既没有促成部分人质的释放，也没有创造机会对楼内实施侦察。西德警方完全可以在谈判时提出送食品和水或者派医生的要求，不断与恐怖分子周旋，创造进入大楼实施侦察的机会，同时在外围安排突击队员利用其他方式对大楼展开侦察，迅速查明恐怖分子的人数、装备、分布和人质关押地等关键信息，但实际上直到恐怖分子走出大楼西德警方才知道恐怖分子有8人，而不是此前一直错估的5人，这也直接导致机场待命的狙击手人数不够，客机内待命的突击队员被撤回。恐怖分子搭乘客车向直升机转移的过程是很多反恐专家认为最适合的行动时机，西德警方完全可以派突击队员伪装成司机，或者给客车做些手脚，亦或是给客车加装遥控器，使客车能够停在突击队员的伏击地点，而后突击队从多点进攻击毙恐怖分子，但西德警方放弃了这一机会。
再看机场的行动，西德警方明知恐怖分子有8人，却不调整狙击计划，反而撤回了客机内的突击队员，如果当时客机内的突击队员继续待命，即使有恐怖分子检查客机，也可以先制服部分恐怖分子，狙击手的压力也会小很多，如果恐怖分子不检查飞机直接押着人质登机，17名突击队员也可以在飞机上伺机击毙或者控制恐怖分子，诚然，这一方案也有一定的危险性。
还有更糟糕的，这5名狙击手是临时挑选射击技术好的队员充当的，使用的枪也不是专业的高精度狙击步枪，在如此高压环境下直接导致命中率低下；狙击手没有配夜视仪，狙击位置的选择也没有考虑到机场光线带来的影响，直接导致无法有效识别目标；狙击手没有配通信设备，指挥员没有明确开枪信号和联络方式，直接导致5名狙击手无法做到同时开枪；预备队和装甲车待命位置过远，还因为群众的阻挡无法及时加入战斗，直接导致西德警方错失了最后的机会，也是最有可能救下人质的机会，如果当时在直升机周围埋伏有突击队，狙击手开枪后，突击队趁恐怖分子慌乱之际迅速向直升机突击，人质的生存率会大大提高，即使突击队隐藏在稍远的机场，在双方僵持阶段迅速投入战场，也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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