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小说意味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作者：魏家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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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既然是以克莱夫·贝尔对“有意味的形式”的论述作为论题，我觉得还是应该回到本题上来，即不是一般性地讨论形式问题，而是要立足于克莱夫·贝尔所说的“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这一基本命题，从小说作品中的那些足以构成“关系和组合”的形式因素中，去探求与寻找那些能够产生“意味”的形式。
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很有名的短篇小说，小说采用了“时空交错”的表现形式，把现实的事件与历史的往事交替叙述，虽然是在其他作品中好像都分别可以看到的事实，经过这种结构上的整合，就平添了一层独特的意味。因为她把战争年代里和谐的群众关系、群众对部队无私的支持，与和平年代里干部对群众疾苦的冷漠，做了鲜明的对照。而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显然是经过缜密的构思，才做出这样的选择的。她没有做一句概念化的议论，却借助于结构上的对照，使小说的意蕴表达得既含蓄又清楚。如果没有这样“错了”的“剪辑”，而是把这两个不同时代发生的事分别加以叙述，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读者产生回味幽长的感觉。
《论短篇小说的意味》中所举的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两个人做梦的故事》，也可以用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的理论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开罗人马格里比在自己家的无花果树下做了个梦，于是去东方寻找梦中有人指点给他的财富，而东方的伊斯法罕巡逻队长所做的梦——“他的财富在开罗一家花园中一棵无花果树旁的喷泉下面”，论者正确地指出：“一个人的梦成为另一个人的‘梦解’，出发的地方就是你该归来的地方”，接着他又说：“小说的这种结构，在意蕴上呈现出一种辐射状和繁衍态，使小说意味无穷”，就显得语焉不详了。照我看，这种结构上的互相交叉的线索在因果上呈现出来的倒置关系，正表明博尔赫斯想提示人们，也许我们想找寻的东西，就在我们的脚下，何必舍近求远地去苦苦寻觅。而两条线索之间的交叉并形成了巧合，又是博尔赫斯小说所特有的神秘感的表现。这样的形式，也正是“有意味的形式”。
①②③④⑥克莱夫·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４年９月版，第４页，第１８页，第１０页，第６页，第１４页。
⑤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５－２７页。
⑦蒋孔阳、朱立元主编，朱立元、张德兴等著：《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二十世纪美学（上）》，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２９页。
⑧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４５４页。
⑨⑩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４６２页，第４６３页。
(11)王岳川：《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５０页。
(12)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８５页。
(13)特·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８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