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美丽
作者：张贤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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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悟之后，吃完西瓜开车时，那一片“白格森森”的大腿在我眼里又妖娆诱人了，现在上面布着一层细密的汗珠，更有一种温玉似的滑润感。
然而，卡车很快就到了场部。一进场部战士们马上分道扬镳，包括性感女兵也迫不及待地背着枪飞快跑回家，竟没有一个人管我。排长也跑得不见了，牌子也没人收了，任其搁在满地西瓜子的卡车上。我看了看牌子，上面还有一笔颜体行书写的我的名字，我一把将它撕掉，也独自一人向连队走去。
走在从场部到连队的那条如“迷糊”说的连只狗都没有的土路上，已经下午四点多钟了。夏日的阳光还很强烈。和早晨的清新气息不同，金黄的小麦和绿色的玉米高粱，经过正午太阳的照射，田野上庄稼成熟得浓香扑鼻。没有风，香味四溢并向天空冉冉升腾，我仿佛能看见香气的绚丽多彩。我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大自然的美丽和“反动学生”美丽，都提示我一定要在这美丽的世界顽强地活下去，并且要和那些农工兼战士一样快乐地活着。“看你们把我怎么办！”没有什么比活着并且快乐更重要的了。
走到我们连队的蔬菜地，想想回去也没“婆娘”等我吃饭，我还要等到食堂七点多钟以后开饭才能捧着碗去打，还不如钻进菜地里偷些西红柿黄瓜一类的蔬菜充饥。
劳动改造的二十多年中我偷吃了太多的瓜果蔬菜，弄得我现在完全不吃水果，多好的水果都不吃。但那时我还是要吃的。我偷了不少成熟的黄瓜西红柿，在小树林中找了块既僻静又荫凉的地方坐下来享受。
这时，我已经不再多愁善感了。一个人要成熟，仅是一刹那间的事。真的，这一切都如那位中年妇女所说，“是跟你闹着玩的”。仔细回想，从“迷糊”带我到团部，从跟团部武装战士去银川“杀场”，从群众围观枪毙如同观赏演戏，一直到观赏完枪毙后大嚼西瓜再回团部，今天一天没有哪一个细节不是在“闹着玩”。我在少年时期的一九四九年前，曾看过不少好莱坞反映二战的影片，也常有将人处以死刑的场面。我记得不管是好人处死坏人或坏人处死好人，在处决前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至少要蒙上死刑犯的眼睛。可是今天我没见到有什么仪式，也许“公审大会”就是仪式吧。即使那是某种新的革命仪式，在临枪毙犯人前的那一刻我也觉得太草率了，事先就没把“杀场”准备妥当，从把犯人拉下来直到枪响，似乎都草草了事，像是“闹着玩”的，没有丝毫要结束人活生生的生命时必须有的庄重感和仪式感，难怪革命群众感到不满足，意犹未尽。
真是“闹着玩”！但怎么全民都会一起“闹”一起“玩”，玩闹得还非常投入，非常开心呢？到一九七零年，我已经劳动改造了十二年，在劳改农场与“牛棚”之间几进几出。在这十二年中，我虽挂块牌子被批被斗过，却从未挨过打、下过跪、绑过绳、游过街、受过“逼供信”，更没有遭到剪阴阳头、戴高帽、涂花脸等等凌虐，自母亲去世后已无“家”可“破”，我孑然一身，只要我活着，也无“人”可“亡”，在政治形势稍有缓和时，我在革命群众中还相当愉快，田间俱乐部是我至今还留恋的场所，是我性启蒙的大学堂，使我受益匪浅。所以，我难以用一个受害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观察“文革”，却很理解一般劳动群众的心路历程。我在那时就发现，批倒批臭了“资产阶级管卡压”，上下混同，重新洗牌的时候，劳动群众确实有种空前的解放感，由衷地热情洋溢，高呼“万岁”，积极揪斗“走资派”。但劳动群众是非常聪明并且讲现实的，在他们发现真正被打倒的仅仅是些与他们毫不相干，遥不可及，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高层人物，平时直接对他们实施“管卡压”的干部却一个个被“解放”，“挂起来”的极少，一般都变成“铜像”，有的甚至官复原职的时候，他们就感觉上面是跟他们“闹着玩”的了。
更重要的是，在这场“革命”中，他们除了可以因为开会多而少干活之外，在物质上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反而显著下降。“文革”的要害，在于直接损害了劳动群众根本的经济利益。这样，他们更加确定不疑地认为是上面跟他们“闹着玩”的了。在不能以其他方式表达不满，更不能反抗的情况下，他们就不自觉地以拥抱政治、贴近政治的形式来疏离政治、玩弄政治。劳动群众是非常会“闹着玩”、非常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对上面提出的革命口号与提倡的高尚道德，他们非“闹”得与其背道而驰不可。最后，“闹”得毛主席的理想完全落空，“革命”的现实离毛主席的理想越来越远。但这决不能怪罪劳动群众，因为“文革”并不是劳动群众发动的“群众运动”，而是一场“运动群众”，只能由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承担责任。
“文革”时，上面召开的形形色色的批斗会及发下的各种法规、制度、纪律包括“毛主席语录”、“最高最新指示”等等，劳动群众决不会正正经经地对待，都以“闹着玩”的手法将其稀释成玩闹。区别无非是有人不小心“玩”死了人，有人不小心被人“玩”死了而已。而这种“闹着玩”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在上下双向互动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所以就逐渐成为深入民间的民风民俗，以至于成了“文革”形成的民族集体无意识。
当时的报纸上登有林副统帅语录：“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话并非林彪的发明，源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更早出于黑格尔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命题。确实，整个中国都“闹着玩”，有它哲学上的高度合理性。
在军事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中，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群众确实没有受剥削、受压榨，因为劳动群众早已把劳动场所变成娱乐场所了，在所有的劳动工地上都能“闹着玩”，甚至对必须严格遵守、不遵守就会闹出人命的技术操作规程，他们也会不惜生命地“闹着玩”。他们的收入虽然微薄，但刚好符合他们“闹着玩”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他们对自己付出的劳动善于称斤论两，国家别想占他们一点便宜。在每天都要“政治学习”，“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可是两个月才能看一次重复放映多次的老电影，一年中才能看两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再没有其他娱乐的情况下，他们会把所有的政治集会包括枪毙人都当成戏剧演出来观赏取乐。正好，“文革”又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以别人的不幸来对比自己的幸运，以别人的痛苦来取得自己的快乐，以别人的死亡来印证自己生存的机会。遭殃的人在这么多中国人口中毕竟只占少数，大多数中国人却能够从这不到一半人的灾难中寻找到安慰，获得优越感。譬如今天，仅仅枪毙了十来个人却让近万人看得开心，可说是“牺牲了十来个，快乐了近万人”。他们只有以“闹着玩”的态度才能生存并感到快乐。不正经的政治只能以不正经的态度应付。要正正经经地对待生活，最终结果只有自杀或抑郁而死。对别人生命的冷漠，恰恰说明了人们对自己苟延残喘的生命的珍爱，这就是“文革”形成的文化生态。对别人生命的冷漠已经成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取向，渗入我们的血液以至骨髓。
请别认为以上是我现在的认识，那时我就领悟到必须不能正正经经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果然，我一回连队就被集中到“学习班”。因为毛主席指示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群专队”改了个称呼，叫“学习班”了。连队的牛鬼蛇神又一次被集中在一个“班”里。别以为“学习班”真学习了什么，那是“跟你闹着玩的”，我始终不明白“打”的是哪个“一”，“反”的是哪个“三”。好在“学习班”缩小了规模，不是以全团而是以连队为单位，仍然和革命群众一起劳动，我还有和女菩萨们见面的机会，所以日子过得还不错。转年到“九·一三”，连林副主席也不小心被“玩”死了，“学习班”也就解散。我回到田间俱乐部后，发现“九·一三”事件使革命群众更看透了，他们每天都变着花样“闹着玩”，让我更加开心了。
“闹着玩”的文化心态一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至今，我回忆起“文革”当然会感到沉重，却怎么也不会严肃和庄重。后来我曾在不同场合跟作家朋友聊起我见过一个不满十岁的女童挂着牌子到“杀场”陪绑的事，想不到竟有好几位朋友说“文革”时期也曾在他们那里发生过，毫不稀奇。残忍的事发生多了，竟会冲淡残忍本身，使残忍变成一种常态。你所见所闻“文革”中的事件不论多么古怪离奇，马上就有人会说出另一件事比你说的更离奇古怪，以至你会失去再一次述说的兴趣，这大概也是我们渐渐淡忘“文革”的一个原因吧。
后来，据说那天被枪毙的人中大多数都给予了“平反”。但我觉得他们的死总比在悲愤中悄悄地自杀和在“牛棚”里莫名其妙地“自然死亡”要好些。一、因为枪毙他们的时候虽然人声嘈杂，却没有一个人说他们“该死”；
二、他们死亡时有近万人来给他们送葬，也可说是很壮烈的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宁夏的树木曾大面积地受到天牛虫害，路边碧绿的杨树柳树几乎都死光砍光，奇怪的是唐徕渠边一排排曾爬满娃娃的树却安然无恙。当年碗口粗的小树已长成了合抱大树，渠边修建成公园，很是热闹。而深藏在那些合抱大树中的年轮，当然有“文革”时期形成的。我们无法把那十年的年轮从大树中剔除出去，如果我们非要将它开刀，剔除掉那些年轮，树木也不能存活了。
还有美丽，还有欣赏枪毙和互相“枪毙”的孩子，现在肯定都有了孩子，被“文革文化”污染的血液，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往下流传。
但人不是树木，血液病还是可以治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