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美丽
作者：张贤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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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学生
×美丽
因为这篇文章非虚构性文字，姓氏姑且以×代之。其实，那块牌子已刻骨铭心，令我终生难忘。
美丽拉长着小脸，低着小脑袋，想必她已嚎啕大哭过了，现在只是伶仃地站着一动不动。显然，最前排陪绑的人是在公审大会上一一点过名的，由真正的武装战士用大卡车押来“杀场”，站在后面陪绑的是类似我这样身份的人，是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奉命派人押来“受教育”的。我不知道美丽是学校押来的还是街道革委会押来的，她由四个中年人带着，其中有个教师模样的妇女。一个十岁的小“反动学生”居然要四个成年人看守押送，好像她有多么重要或是像十三妹那样武艺高强，但我看出来这四个人和押我的八个武装战士相同，是沾她的光，趁机来观看枪毙的。在小说《习惯死亡》中，我把她父亲安排在现场，实际没有，紧挨着她的就是那个中年妇女，一脸既紧张又兴奋的表情。我一点也看不见“杀场”上的情景，押我的战士剥夺了我“受教育”的权利，齐齐地挡在我前面，我只能仔细地观察美丽。
在夏日正午的阳光下，她一头一脸脏兮兮的汗水，稀疏的额发沾在前额上，干了的泪痕和鼻涕结成了痂，糊了个大花脸，她低垂着眼皮，紧抿着嘴唇，也不向两边张望，木然地像尊泥塑的雕像。忽然，我发现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她的神情虽然沮丧却一点也不畏葸，面部表情倔强内向，一副“看你们把我怎么办”的样子。我不由得暗暗地敬佩她并想向她伸出手去。但这会儿前面高声喊了不知什么话，那中年妇女善意地用手在美丽头上撸了一把，说：
“别怕，别怕，这是跟你闹着玩的！”
她的话音刚落，前方就“乒乒……”响起洪亮而又沉闷的枪声，像我曾听过的汽车爆胎的声音。不止我和美丽，人们都颤了一下，但一阵就没了，不再响了。这时，全场奇怪地静默了十几秒钟，好像还在期待开枪似的。等明白再不会响枪时，人群突然轰一下地热闹起来，高呼大叫却又不是喊政治口号，嘈杂的话语声腾空而起。接下来，在士兵的驱赶下，人们逐渐向马路边散去，边走边回头望，仿佛还意犹未尽。散场时，人们你推我搡，一转眼，美丽就不见了。我始终没看到美丽的全身，她有多高，是胖是瘦，那天穿的什么样的衣裳。因为她一直低着头，脸上布满汗迹、泪痕、鼻涕，我也记不起她的脸庞，只清楚地记得她挂的牌子。
实际上，我们这群站在后面的人，包括押送牛鬼蛇神的革命群众，都不能将枪毙人的精彩场面尽收眼底。即使最前面那排由正规士兵押着陪绑的牛鬼蛇神，距离空地中心地带也有六七十米远，何况士兵又选了荒地中的一块低洼地执行枪决。然而，向马路走的途中，谁也不承认自己没有看见，都绘声绘色地述说自己“亲眼”看见了什么什么样的妙景奇观：枪口是怎样对着人脑袋的，枪子儿是怎样钻进钻出的，人是怎样倒下去的，血是怎样喷出来的，脑袋瓜子里的脑浆和着血“就像蘸上辣椒油的豆腐脑”，等等等等，这给我后来写《习惯死亡》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七个男人一个个说得唾沫横飞，只有性感女兵懊丧地说老实话：她啥也没看见，白来了一趟。
到了我们卡车跟前，司机抄着手靠在车旁骂排长，狗日的！你听错了，啥枪毙一百多人，公审大会上一共才宣判了一百多人！有的判有期徒刑，有的判无期徒刑，有的判监外执行，有的戴上“帽子”交群众管制，真正挨枪子儿只有十来个。这次公审大会也不叫“公审大会”，叫什么“一打三反动员大会”。我相信司机的话，每次政治运动都以整人和杀人开场，“一打三反”当然也不例外。司机埋怨，早知道这样就不来了。司机几乎天天开车进银川，他并不稀罕来银川市的机会。我们去“杀场”的九个人反而没有等在马路上的司机打听得清楚，七个战士怪罪排长，闹着要排长掏腰包请吃饭。说，怪不得枪响一阵子就不响了，就他妈的枪毙十来个还让我们往前挤，挤得满身臭汗，都是你王八蛋闹腾的，早我们在车上看也一样。因为性感女兵走在我们一群人后面，她是最后一个回到卡车边的，在她替我摘掉牌子时，我装作无意地问性感女兵，我旁边有个小娃娃也是来陪绑的，她为的是啥？性感女兵一边侧着脸跟排长起哄，一边笑着对我说，听带她的人说是“喊错了口号”。性感女兵的口气一点也没表现出这有什么可诧异的，就像是四个大人把孩子领出来逛公园那样自然。
八个人围着卡车追打了一圈，排长终于摆脱了战士们的纠缠，用命令的口吻喊：“上车上车！哪家都有饭，你们的婆娘还等着你们回家吃哩！”又安抚人们道：“咱们过了尹家渠，那里有片瓜田，咱们吃他个狗日的！”于是大家又爬上车，人都上齐了，排长还是和来时一样，拍了拍车顶，威风凛凛地喊了声：“开路一麻斯！”卡车慢慢地从人群中掉过头，向“家”和“婆娘”的方向开去。
我爬上卡车，站在高处向“杀场”望去，只见一群士兵还在低洼地四周忙碌，不知他们在忙些什么。反倒是爬在树上的那些娃娃在远处看得清楚，所以最感到痛快淋漓的就是娃娃，一群群地追逐着用手比作枪的模样，“乒乒乓乓”地互相枪毙对方，唐徕渠边一片喊打喊杀的欢快的嬉戏声。
这帮娃娃都是和美丽同样大的孩子。
上了卡车，大家和来时一样各自站立在原来的位置上，性感女兵还是站在我旁边，大腿上那块“白格森森”的肉仍然袒露在我眼前。我突然觉得那块大腿肉变得既苍白又无弹性，我也失去了观赏的兴致。我心中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慨，并非兔死狐悲的哀婉。也不仅仅是可怜被枪毙的人，而是对整个世界和人的深深的怜悯。这种情愫堵在胸中，使我一下子感到恶心，昏昏沉沉的，就像晕车的那种感觉。
卡车不一会儿就过了铁路，到了尹家渠地界，果然看到一大片瓜田。车开慢了，缓缓地寻找哪一片有成熟的瓜。有个战士本来就是种瓜的农工，非常内行，他说了声“到了”，车就停了下来。战士们兴高采烈地跳下车，一个战士高喊了声：“鬼子进村喽！”一伙人全笑了，纷纷喊着“咪唏咪唏”“花姑娘的有”“嘶啦嘶啦的”冲进瓜田，再现了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里的场面，那是我们田间俱乐部里的保留节目之一。
瓜田旁的窝棚里有两个看守瓜的公社社员，但对这群日本鬼子似的战士视而不见，毫不过问。任何人一扛上枪就有了特权，何况拿公家的东西与自己无关，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在光天化日之下，每人都抢了个大西瓜抱回来。战士们的“破枪”上并没有刀，但西瓜真的熟透了，用手一拍就裂成好几瓣，战士也递了一大块给我。我捧在手上，看着血红的瓜瓤，想起刚刚战士们说的脑浆，怎么也难于张口，可是战士毕竟是战士，毫无所动，那个描绘脑浆的战士和听见这种描绘的性感女兵，也没有表现出有什么联想，无所畏惧地啃着西瓜，连声赞甜。我猛地悟到，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之间我正在劳改农场，没有见过“文革”的种种场面，听说“文革”初期农建十三师也搞过武斗，宁夏的武斗还死了很多人，毛主席教导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而我却错过了锻炼的机会。战士们包括性感女兵在内，在“文革”前期“经风雨见世面”的过程中，大约见识过不少，已经见怪不怪了。责怪他们残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只能责怪自己在封闭的劳改队中见的世面少，以致多愁善感，神经过敏。《地道战》《地雷战》及苏联老电影和阿尔巴尼亚影片中拍摄出的战斗血腥场面，不也是让人欣赏的吗，看枪毙人而无动于衷又有什么错呢？这八个农工兼战士看押着我一路来回，不是对我也很友善吗？他们虽是农工扮演的武装战士，但从理论上说我也是他们的“阶级敌人”，而他们却一点没把我当外人，我有什么资格责备他们不善良？悟出这个道理，我也捧着西瓜啃起来，真的很甜，并且解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