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为何变形？
作者：曾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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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记》通常被认为是卡夫卡的代表作，有关这篇小说的评论和注释已经数不胜数，但是，有一个问题人们似乎注意不够，即小说中的主人公为何变成了甲虫?“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①小说开头一句，主人公便已经变形。变形后的主人公首先问的是：“我出了什么事?”然后他所想到的是，“啊，天哪，我挑了一件多么累人的差事！”变形已经作为一种既定事实被主人公接受，他并不想追究“我为什么变形了”，而只想解决“变形后的我该怎么办”。这以后直到主人公最后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凄凉地死去，作者再也没有交代、甚至暗示过主人公变形的原因。
著名的奥地利卡夫卡研究专家索克尔说：“假若下述两种情况中任何一种得以成立，变形肯定都不会发生：一、假若格里高尔对自己的差事和上司不抱敌意；二、假若他不顾自己的双亲，辞去他的差事，公开进行反抗。这个想法可以正面表述为：变形在格里高尔的内心矛盾中起着调和作用，是他反抗的愿望与对这一愿望立刻进行惩罚的渴望之间的中介。”②也就是说，格里高尔既反抗上司，又不敢公开反抗；既渴望反抗，又觉得这种反抗有罪，于是才导致变形。但是，处在这种反抗与惩罚之间，为什么就一定会变形呢?为什么不是导致人格分裂、精神变态、自戕或者自杀呢?显然，对于变形的分析离不开对于作者卡夫卡的分析。索克尔的结论不过是提出了我们的问题：卡夫卡为什么要选择变形来表现他的主题呢?
一、童年的记忆
《变形记》大约写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二月七日之间。这时的卡夫卡二十九岁，已经在工人工伤保险公司工作了四年。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卡夫卡在给菲丽斯的信中写道：“还有一部在床上苦恼时想到的并使我内心感到压抑的简短故事要写”，这是卡夫卡第一次提到他正在创作的《变形记》。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又在给菲丽斯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多么恶心的故事……。总的来说，我对它不是不满意，但它太恶心了。”并且，“我写了越多，越解放自己，可能对你就越纯洁，越高尚。”十二月七日他在给菲丽斯的信中再次写道：“我的小故事已经完成，但今天的结尾一点也不让我高兴，可以写得更好一点，这是毫无疑问的。”③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九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对《变形记》非常反感。结尾无法看明白。几乎是极不完美。如果当时未受商务旅行打扰的话，它也许会好些。”④这里所说的商务旅行是指卡夫卡不得不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在克拉兹奥为保险公司代理一件诉讼案。
显然，卡夫卡描写变形与他的女友、家庭、工作，乃至他童年的记忆密切相关。小说对此也有所暗示，譬如格里高尔屋里的那张写字台，“他作为商学院学生，作为市立中学学生，甚至作为国民小学学生就已经在这张写字台上写作业了”，这里，格里高尔的经历与卡夫卡的经历非常相似。因此，“卡夫卡的小说是在解说他亲身的经历”。“《变形记》的基本思想是父亲的一份‘赠礼’：要求把自己当做小虫看待。”⑤“《变形记》的主题(以及动物性的挥之不去的想象)是一种模糊回忆，是对旧约全书作传统解释的灵魂转生的影射，这可以由我们去想象，即使尚不能肯定Ｓａｍｓａ就是忆及Ｓａｍｓａｒａ(生灵的轮回再生)。”⑥与《判决》一样，《变形记》也是“卡夫卡的精神自传”⑦。变形是卡夫卡逃避现实生活潜入创作生活、逃避外在生活进入内心生活的一种方式，一种策略，卡夫卡在变形的想象中将现实生活转换成了他的艺术世界。
其实，卡夫卡有关变形的构思由来已久。早在一九零七年至一九零八年间，卡夫卡创作了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乡村婚事》，其中就有关于变形的描写：
难道我不能像我童年遇到危险的事情时所经常干过那样干吗?我压根儿用不着亲自到乡下去，这没有必要。我只需把我穿着衣服的躯体打发去就行了……。我此时此刻正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棕黄色的被子，任凭从微微开着的房门里透进来的小风吹着……
当我躺在床上时，我相信自己具有一只大甲虫(ａ ｂｉｇ ｂｅｅｔｌｅ)，一只鹿角虫或者金龟子的形态。
…………
一只硕大的甲虫，不错。于是，我装出正在冬眠的样子，把我的细腿贴在我的鼓起的肚子上。接着，我吱吱地说了几句话，这是对我那悲伤的躯体发出的命令，它紧靠我站着，弯着腰。我很快就吩咐完毕——它鞠了一躬，然后匆匆离去，在我卧床休息期间，它将妥善处理一切。⑧
主人公拉班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躺在床上，而让他的躯体去乡下完成那令人厌烦的义务。看来，拉班“童年遇到危险的事情时所经常干过”的事情就是变形，通过变形逃避自己所厌烦的事情，而这也正是卡夫卡童年遇到危险时所经历和想象的事情。主人公拉班(Ｒａｂａｎ)与卡夫卡(Ｋａｆｋａ)有两个相同的元音，其字母的数目也一样多；另外，拉比(Ｒａｂｅ)在德语中是渡鸦的意思，卡夫卡在捷克语中则是穴鸟的意思；因此，拉班这一形象具有非常浓郁的自传色彩。
卡夫卡童年的记忆对于他的创作无疑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童年时期的心理活动，必将烙痕于个人的发展史上，并永远影响他的未来。卡夫卡对童年时吃饭的情景是绝对不会忘记的，他父亲经常认为菜没法吃，称之为“饲料”，说那头“牲口”(指女厨师)把它给弄坏了。卡夫卡在那封《致父亲》的信中曾模拟父亲的口吻，描述了他和儿子之间的斗争：“世上有两种斗争，一种是骑士式斗争，这是两个自立的对手间的相互较量，各自为阵，胜败都是自己的事。另一种是甲虫的斗争，这甲虫不仅蛰人，而且还吸血以维持生命。这是真正的职业战士，这就是你。你在生活上是不能干的；但为了把这一点解释得舒服、无须忧虑、无须自责，你证明是我夺去了你的所有生活本事，并塞进了你的口袋里。”⑨这正如《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因为变成了甲虫而失去了生活能力一样，的确“解释得舒服、无须忧虑、无须自责”。弗洛伊德曾经说：“童年的琐碎记忆之所以存在，应归功于‘转移作用’。精神分析法指出，某些着实重要的印象，由于遭受‘阻抗作用’的干扰，不能现身，故只好以替身的形态出现。”⑩所以，“当卡夫卡的父亲把他叫做‘小虫’时，他非但没有反驳，反而刻画了一个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其一生就是由人变成小虫的过程。”(11)在卡夫卡眼中他父亲早就将他从人变成了甲虫。
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还意味深长地提到，童年时由于不可能与父亲进行平心静气的交往，以至于后来他讲话的本领都荒疏了。“你很早就禁止了我讲话，你那‘不许顶嘴’的威胁和为此而抬起的手从来就一直陪伴着我。从你那里在牵涉到你的事情时，你是个出色的演说家，我得到的是一种断断续续、结结巴巴的讲话方式，但就是这样，你还是觉得过分了，最终我沉默不语了，首先是出于抗拒心理，再就是因为我在你面前既不能思想又不能讲话……。于是我完全闭了嘴，蜷缩在你面前……”(12)这也就是《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的生存处境。他之所以变形是在于缺乏沟通和理解，而之所以缺乏沟通和理解又是因为他丧失了人类用于沟通和理解的工具——语言。
主人公在变形后最不能理解的是他自己的声音。“格里高尔听到自己的回答时大吃一惊，这分明是他从前的声音，但这个声音中却搀和着一种从下面发出的、无法压制下去的痛苦的叽喳声，这叽喳声简直是只在最初一瞬间让那句话保持清晰可听，随后便彻底毁了那句话的回音，以至人们竟不知道，人们是否听真切了。”秘书主任在听了格里高尔的话后，不解地问格里高尔的父母亲，“你们也哪怕听懂了一句话吗?”格里高尔的父母亲，以及他妹妹也都觉得格里高尔所说的话，完全是一种“牲畜的声音”。最后，格里高尔也明白了，“尽管他自己觉得他的话说得相当清楚，比从前清楚”，但是，人们“再也听不懂他的话了”。更有甚者，“既然他的话谁也听不懂，所以谁也不认为，连妹妹也不认为，他会听懂别人的话。”原来，格里高尔的孤独感、焦虑感和恐惧感都源于人们听不懂他的话；反过来，正因为如此，人们也普遍认为，格里高尔听不懂人类的话。格里高尔的悲剧就在于这种语言上隔阂和不理解，他的父亲和妹妹说，“如果他懂我们的话，那么倒也许可能和他达成一个协议。可是这……”而格里高尔多么希望父母亲能懂得他的请求，若是“可以和妹妹说话并感谢她为他所做的一切，他也许心里还会好受些。”格里高尔因为失去了语言，因而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最后他只好龟缩在房间的角落里，凄凉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