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为何变形？
作者：曾艳兵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卡夫卡童年的有关变形的记忆有时也转换成另一种形式，譬如“突然消失”“轻松地死去”等等。一九二零年，卡夫卡在一封致密伦娜·耶申斯卡的信中对自己的这种感觉作了极有说服力的描述：
当然我们也有死亡的愿望，希望“轻松”地死，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孩的愿望，就像我自己回到了学校，在数学课上，当我看到老师在他的笔记本上寻找我的名字时，那个有力的、恐怖的、现实的图像便会来同我的无知无识作对。在这种恐怖的似梦非梦状态中，我希望我能像幽灵一样飞起来，像我的数学知识虚无缥缈，像幽灵一样在学校的条凳上飞来飞去，有时穿越大门，在外面聚集，在美丽的天空中感到自由自在，整个世界我都了如指掌，但却没有教室里的那种紧张。是的，这就是“轻松”的。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相反，我被叫到黑板前去解一道难道，而解这道题所需要的对数表我却忘在家里了。我撒谎说我把它放在桌子里，心想老师会把他的对数表递给我。但是，老师要我回我的桌子取对数表，这时，我感觉到了我的恐怖，真正的恐怖，它成了学校里的恐怖，我无需任何的假装，桌子里毕竟没有什么对数表。老师(前几日我遇见过他)于是叫我是“鳄鱼”，并且立即给了我一个“不及格”，这实际上很好，因为毕竟不需要我解题了，除此之外，它是不公正的(我撒了一个谎，这是真实的，但没有人能够证实，这是不公正吗?)。好了，我不必展示我的可耻的无知了。总的说来，这也是相当的“轻松”的，在有利的情况下，一个人即使是在教室里也可以“消失”，可能性是无止境的，并且一个人也可以在活着的时候“死去”。(13)
卡夫卡从童年时代起就喜欢上了“消失”的艺术，即突然消失在“玻璃墙”后面，因为他觉得所有那些他所认识的人都在跟他作对。他真心实意地相信自己无能、懒惰、记忆力差、笨拙、衣冠不整、不能合作等等，这使他渐渐地从自我轻视发展到了自我仇恨，然而这里也还包含着一种古怪微弱的自满，甚至是骄傲，在这里他喋喋不休地夸耀自己的错误。自我鞭挞只不过是自暴自弃的一种方式，早在弗洛伊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明智的、大大小小的法官就知道，罪犯总是沉迷在他的罪行之中。但是，卡夫卡的自我贬抑，这种无意识中的满足或不满足，却都有着清晰的防护目的：使他离开竞争，脱离危险，使他能够在对抗的残酷时刻“消失”，就像他在教室里“消失”一样。
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不仅变成了甲虫，而且还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死亡，永远从家里消失了：“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这里，他的这个意见也许比他妹妹的意见还要坚定呢。在钟楼上的钟敲响凌晨三点之前，他便一直处于这种空洞而平和的沉思状态中。窗户外面的朦胧晨曦他还经历着了。然后他的脑袋便不由自主地完全垂下，他的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格里高尔所做的不过是卡夫卡“童年时遇到危险时经常做的事情”。
二、工作与义务
卡夫卡一辈子都处在工作和创作、家庭义务和个人理想的矛盾冲突之中。这种矛盾冲突是《变形记》的重要主题之一。主人公在变形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工作和义务。“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我若不是为了我父母亲的缘故而克制自己的话，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格里高尔虽然讨厌，甚至憎恨他的工作和上司，但为了家庭的利益他不得不拼命工作、委曲求全。变形后的格里高尔曾激动地对前来问罪的秘书主任说：“请您体谅我的父母！您现在对我所作的种种指责都是没有根据的；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人们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过。也许您还没有看到我已经寄出的最近一批定单吧。再者，我就乘八点钟的火车上路，这几个小时的休息使我精力充沛起来了。您别耽误时间了吧，秘书主任先生；我本人马上就上班，劳您大驾，把这一点告诉经理并代我向经理问好！”而后来当家里失去了格里高尔的主要收入来源，父亲、母亲及妹妹都不得不去替人打工时，格里高尔感到非常内疚和痛苦，他“一头扑到门旁那张凉丝丝的沙发上，因为他羞赧和伤心得浑身燥热。”“夜晚和白昼格里高尔几乎都是无眠地度过的。有时他想到在下一回开门时要完全像从前那样把家里的担子挑起来。”格里高尔就这样为了工作和义务而焦虑不安、夜不能眠，并且，最后在这种焦虑不安中孤寂地死去。
卡夫卡早在一九零七年就为选择合适的工作而伤透了脑筋。由于他有一个原则：即他所选择的工作不得与文学有任何联系，因为这种联系会降低文学创作的尊严。因此，卡夫卡选择了一份他并不爱的保险公司的工作，这给卡夫卡带来了一辈子的苦恼和痛苦，但同时也使他永远是一个业余作家，而不至于远离了生活的根基。一九零八年他刚开始上班时就有这种感觉，“你在办公室如此努力的工作，以致你太劳累了，从你的职业中完全得不到任何愉快。并且所有这些工作并不能使你获得人们对你的爱护和关心。它反而使你孤独，使你成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一个古怪的物体”(14)。以后，随着这种工作的压力和枯燥乏味愈来愈加重，他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只负重的野兽，一九零八年春天他在给海德维希的信中写道：
我度过了悲惨的一周，办公室里的工作太多了，也许从现在起将一直是这样；人要对得起他的坟墓……。人们把我像一头野兽一样撵来撵去，由于我根本不是野兽，所以，我会多么劳累就可想而知了。上星期我名副其实地属于我居住的这条街，我把它称作“自杀者的助跑街”，因为这条街通向河边，那里现在正在建一座桥。河对岸一片山丘和花园就是百乐宫；他们将在下面挖一条隧道，这样，人们就可以沿着街道散步，过桥，进入百乐宫下面的隧道。但是目前立在那里的还仅仅只是一个桥架，这条街只通到河边，所有这一切只是一个玩笑，因为无论如何，过桥去百乐宫总比投河进天堂要美妙些。(15)
上文论及的《乡村婚礼》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工作和义务的压力使卡夫卡感到自己变成了怪物、动物。在以后的几年里，卡夫卡工作与创作、个人理想与家庭义务的矛盾非但没有得到缓和与解决，反而由于家里开设了一家石棉厂而变本加厉了。
一九一一年年底卡夫卡的父亲以卡夫卡妹夫卡尔·赫尔曼的名义开办了一家公司——布拉格赫尔曼石棉有限公司，卡夫卡在这家公司里也有投资。卡夫卡最初希望自己只是作为公司里的一个沉默的伙伴，或者作为客人偶尔地去工厂里瞧瞧，日后却可以靠工厂的利润分红而生活，并从枯燥乏味的工作中彻底地逃离出来，专门从事自己所钟情的文学创作。但这无论如何不是他父亲和他那位雄心勃勃的妹夫所想的，这注定了卡夫卡将与他父亲及家人发生冲突。
卡夫卡家的工厂建在布拉格郊区齐兹科夫，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开工，有二十五位工人，多数是女工，十四台机器由一部三十五马力的汽油发动机驱动。卡夫卡的妹夫卡尔·赫尔曼是监督管理者，但是，既然他还要去展售全部产品，因此他不得不将许多时间花在路上，工厂就只得留给那位德国工头负责。卡尔·赫尔曼相信，如果没有人监视，所有的工人都会把他当做瞎子一样来偷盗，所以他要求卡夫卡，只要卡尔不在那里，他就应去那里监视那些“付工资的敌人”，这给卡夫卡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和焦虑。在十二月的日记中卡夫卡写道，“吃午饭时父亲指责我对工厂的事关心不够。我告诉他，我参与了，因为我也期望获益，但是，只要我在保险公司里还有工作，我就实在不能去那里工作。父亲继续斥责。我站在窗口，保持沉默。”工厂成了对卡夫卡的一种折磨，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受鞭笞的狗，“在工厂里所做那点微不足道的事将剥夺我自己使用下午几个小时的机会，这无疑会彻底摧毁我的生存，并且已经越来越限制我的生存了。”因此，当这种压抑和冲突进一步升级时，卡夫卡想到了自杀。一九一二年三月，他写道：“前天由于工厂的缘故受到责备。我在睡椅上躺了一个小时，只想从窗子里跳出去。”(16)五月份工厂开始亏损，父亲又斥责儿子很快会毁掉家庭的未来。一九一二年十月七日，卡夫卡在一封给马克斯·布罗德的信中，再次起了自杀的念头。